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庞大的地方债务和处理问题引发人们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坏账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为疲软的中国经济再度蒙上一层阴影。不久前，中国银监会公布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9,825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399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39%，较上季度末上升0.15个百分点。
尽管中国官方强调这一数据的真实性，但仍被西方机构和媒体指责为造假。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指出，鉴于中国当前经济状况，中国各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有可能被严重低估了，一系列复杂因素决定了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真实程度，实际数据可能很难获得。
“最明显的是，准确评估中国信贷风险是极其困难的，我们所知的是，由于部分贷款被强制延期，以应收账款等名义经手的通道业务的存在、贷款分类规范应用不一致、以及表外融资大幅增长，真实的不良贷款率很可能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之际，中国的银行将发现他们深陷麻烦，尤其是考虑到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以覆盖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的现实，更不用说还有38%的贷款并没有走传统贷款渠道。”惠誉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已经背上高额负债（负债在GDP中的占比高达282%）的中国，近期还在不断地采取降息降准行动，以努力降低实际利率并刺激经济。这就是说，中国陷入了需要摆脱影子银行繁荣导致的负面影响和必须保持宽松政策以提振经济的两难局面。
客观看，惠誉所持观点并不“偏激”，繁荣与萧条周期交替循环，是经济发展的正常规律，任何经济体均无法避免。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目前正在面临一场充满痛苦的去杠杆阶段。长期以来，中国庞大的房地产泡沫不仅绑架了实体经济，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劫持了银行系统，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尴尬局面。
前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亚太区经济首席分析家谢国忠曾指出，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巨大无比，以至维持它需要两倍于实体经济需求量的货币供给。在中国，每3元货币供给增长中，就有2元流向资产泡沫。随着更多杠杆工具的涌现，这一比例只会上升。他进一步举例称：
“比如一家房地产公司可能有四层杠杆，一个项目可能有银行贷款和次贷，土地抵押给银行以获得贷款，而信托公司则用剩余土地价值做抵押提供二次贷款，控股公司可能发行在岸或离岸债券，通过企业现金流充当担保，公司股东会用它们的股份做抵押，在其上再添加一层杠杆。在经济繁荣周期下，这种游戏在充裕的流动性支撑下可以持续下去，但是一旦流动性面临短缺，就会遇到极大风险。甚至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其实，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和实体经济）遭遇的就是这种情形，2012年，迫于国内剧烈通胀压力，中国政府不得不拧紧了货币的闸门，由于前期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建设铺开的摊子太大，各级地方政府和实体经济立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现象，由于资金太过紧张，以至于中国银行业在2012年中时期上演一出“抢钱大战”，另外，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行业，纷纷通过理财产品（以银行为中介）乃至高利贷方式融资，试图化解燃眉之急。
从2012至今三年时间里，虽然中国政府和央行数轮货币宽松，但仍然无法满足国内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的“货币饥渴症”，充其量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所以，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为避免大量不良资产现象发生，一方面针对国有企业部门限贷，另一方面从民营经济领域抽贷（提前要求还款），导致中国经济体经济陷入货币流动性缺血的恶性循环中。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银行信贷的客户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庞大基础建设和产能过剩，注定这些信贷资本无法短期内得到偿还，甚者，随着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不良贷款风险加剧，所以，为了应对未来坏账产生，即使中国央行采取印钞放水，大部分也被银行系统截留，除了放贷给国有企业借新还旧外，不敢针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轻易放贷，目前中国政府进行地方债务置换，就是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地方债务打包成为央行再贷款的抵押品，免去银行系统后顾之忧的同时，刺激其为实体经济融资，从而缓解当前经济困局。
根据中国审计署数据，2013年中国地方债务约17.9万亿，而根据2015年各地政府的自我申报，该数目到2014年年底又大幅攀升了30%左右。今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到期债务约为2.8万亿。这也意味着，中国央行至少要为银行体系，以地方债务抵押再贷款方式，提供等量流动性资金，才能刺激国内银行信贷热情，为实体经济提供关键流动性支撑。
但是，这样一来，负面效应也将呈现。因为，有了政府和央行作为最后靠山，中国银行业将更加有恃无恐，缺乏对信贷的审核和风险管控职能，进而诱发更大规模坏账的问题发生。另外，更严重的是，在现有金融环境不变前提下，国内银行信贷如果进一步朝向国企和房地产领域倾斜，将加剧国内产生过剩局面，促发更为剧烈通胀，从而有可能导致更大规模资本外流风险。这一点值得中国政府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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