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央视主持人毕福剑“辱毛”事件持续发酵，作为告密的“受害者”，毕福剑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受到批评与指责，其私生活也受到侵犯，频遭曝光。回溯中国历史，告密文化源远流长，作家安立志在个人博客撰文《告密与反告密的历史线索》指出，“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告密在我国史书的记载，至少不晚于殷商时期。”并称“应当指出的是，告密这一邪恶的社会现象，并非‘中国特色’，是所有极权主义政权的通用伎俩，是他们把握权力、控御下属的统治邪术。只不过在中国文化中，历史更为悠久、体系更为系统而已。”全文如下。
因辱毛而遭口诛笔伐的毕福剑
一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传统美德“古已有之”，告密文化同样源远流长。据《辞源》释义，“告密”是指告发人的秘密。其实，由于我国告密文化特别发达，告密一词还有告发、告讦、告奸等等的不同说法。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告密在我国史书的记载，至少不晚于殷商时期。大约3100年前，“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P116）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这一告密事件是高度政治性的。西伯姬昌收买民心，涉嫌反叛，加之商纣王又是这样一个暴虐无道的君主，西伯只能消受铁窗风雨了。
在西伯事件中，告密者是主动的，统治者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商纣王是因为崇侯虎的告密，才将西伯拘禁的。而在另一事件中，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周厉王三十四年（前845），也就是距今2860年前，“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P10）周代商而起，才经历几代，就出现了一个无道国君----周厉王。为了封住民众的批评之口，他竟然找了一个卫巫，专司告密之职。只要发现有谁对国王有不满之语，密报王室，立刻人头落地。白色恐怖之下，国人只好“莫谈国事”，“道路以目”了。在这一事件中，统治者是主动的，告密者则是奉命行事。然而，好景不长，三年之后，民众忍无可忍，起而造反，厉王被迫流亡。这一事件不仅形成一句成语----“道路以目”，而且弘扬了一句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两起事件，我们毋宁将其视为孤立的、偶发的事件，真正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告密作为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律义务，来规范和要求民众，则是战国时期的秦国，其始作俑者则是一向被我们称为改革家的商鞅。周显王十年（前359），变法令下，“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资治通鉴》第1册，中华书局，1956年，P47）将法律与军事视为一体，把告密与作战同等看待，告密等同于杀敌，不告视为降敌，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力度的告密法律。这样的法令，将告密与连坐捆绑执行，剥夺了任何人独善其身的生存空间。利用国家法律激发、调动、挤压、强迫，以释放人性深处最为邪恶、阴暗、狠毒、卑劣的成份，作为控制民众、服务政治的手段，可谓前无古人！通过这样的变法，秦国虽然国富民强，天下无敌，甚至在秦始皇手里，席卷六合，一统天下。然而，不仅这个政权国祚不永，二世而亡，而且这个恶法的制定者商鞅在逃亡期间，因被他人告密，最终被秦人车裂（俗谓“五马分尸”）夷族，不得好死，诚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另一个出台告密恶法的非汉武帝莫属。这个秦始皇式的君主，他的“雄才大略”不过是穷兵黩武，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如何解决财政困难，也是通过告密。元狩四年（前119），他下达了“算缗令”，即征收富商的财产税。然而，不仅富商偷漏虚报、隐匿财产，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人的投机钻营（放羊专业户卜式成了爱国模范，而且被朝廷封侯晋爵），“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汉书》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P1169）“告缗令”表面上为防止偷税漏税，实际上就是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同上书，P1167）告密者能够得到被告者一半的财产，几乎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以致于告密者络绎于途，不绝如缕。通过“告缗令”的实施，“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不过，其社会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民媮（愉）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同上书，P1170）这一措施不仅沉重打击了商贸业，而且损害了政府诚信，败坏了社会风气。
在我国历史上，另一个告密高峰，出现在武则天时期。垂拱二年（686），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为胁制君臣，威服天下，竟然动用国家机器公然鼓励告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投机分子鱼保家专门为武则天设计了方便告密的硬件设施----铜匦，其功能主要用来接受告密信件。为激发告密者的积极性，武则天专门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如此以来，告密成了一桩害人利己，且毫无风险与成本的好生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资治通鉴》第14册，P6438）有什么样的恶法，就会孳生什么样的恶徒。于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类的害人虫，因告密有功，不仅受到武则天的接见，而且个个封官，索元礼擢为游击将军，周兴累迁秋官侍郎，来俊臣升为御史中丞。告密者出卖他人隐私，置亲朋好友于死地，其人品是极其猥琐龌龊的。唐代的宋之问，其一生行迹可用八个字概括：“才华盖世，无耻之尤”。此人确有才名，“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旧唐书》第6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P4320）然而，如果将“文如其人”这样的成语用在他身上，则是莫大的讽刺。他想给武则天当面首，曾为张易之端尿壶，在张氏兄弟被诛后，他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次年春逃回洛阳，友人张仲之出手救援，让他住在家里。张仲之忠于李唐，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人密谋除掉武三思（武则天之侄），只因对宋之问疏于防范，宋之问竟指使其侄宋昙暗中向武三思告密，致使王同皎等人被斩首弃市，宋之问自己却被提拔为鸿胪主簿，遭到天下义士非议。睿宗即位，将宋之问流放钦州，随后赐死。（同上书，P4321）
武则天时代究竟告密有多可怕，以下事例可见一斑。武则天废除庐陵王（即唐中宗李显）之后，十几个飞骑军士在客店饮酒，也是朋友聚会，也是酒席筵上，也是议论前领袖，一人发牢骚说：“早知今日得不到奖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只是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无法拍成视频，流布网上。于是，一人乘人不备离席，去向上司告密。酒席未散，羽林军破门而入，宴饮者全部被抓，经审问属实，告密者顿时官授五品，发牢骚者被处斩，其余在场众人“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P160）
明代是我国古代又一个恶政横行的政权。第三位皇帝朱棣，以“靖难”为名，凭借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这在传统政治中可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朱棣为控制局面，稳固皇位，动用国家机器，实行特务政治，大兴告密之风。“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第8册，中华书局，1974年，P2320）这个丁钰显然是个投机分子，他瞅准了朝廷的政治风向，告发其家乡的诽谤之事，竟使几十人入罪。有关部门也投皇上之所好，竟称丁钰有才可用，居然一步登天成了政法队伍的公务员。这个丁钰其实是踏着他人的骷髅向上爬，用他人的鲜血染红官袍。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登基之后，也感到过去的制度有些过分：“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人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月间，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同上）可惜，他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十个月后就龙驭宾天了。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时期之一。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这些特务机构都是前代所无、本朝独有的专政机器。这些特务机构经常“遣逻卒刺事四方”，这些鹰犬随时可以将刺探的消息上报皇上或厂卫，人人都被置于危险之中。明末名臣杨涟遭宦官陷害致死，仍然为正直的官员所钦佩，“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明史》第26册，P7820）一名朝廷官员，只因在家阅读落马官员之书，只因读书时发出几声赞叹，竟被家人告密，不仅抄没家产，而且脑袋搬家。这是可怕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呀！吴怀贤是官场中人，其实。在民间也是防不胜防。明代也有一起著名的酒局，“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著名太监），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第8册，P2333）骂权贵者竟被分尸，其余三人早已吓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吊死煤山的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即崇祯皇帝），生前一项重要政绩就是除掉了祸害晚明多年的宦官魏忠贤。此人在从凤阳押解进京途中，自缢于阜城（在今河北衡水），皇帝“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在今河北沧州）。”（《明史》第26册，P7824）这个生前借用告密之风和特务政治作恶多端的太监头子，最终也不得好死。
曾几何时，在我国官方电视台的黄金时段里，在编导的剧本里，在屏幕的形象中，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曾被歌颂多年，似乎是天纵英明、勤政爱民的伟大领袖。然而，这三人正是清代惨烈的文字狱的主导者。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由于文化自卑而大规模地实施文字狱，不仅残酷迫害了汉族知识分子，而且借修《四库全书》为名，大规模地毁灭了古代典籍。而文字狱的构筑，是由告密开端的。导致文字狱的告密者，有两个前提，一是告密者拥有相应的文化素质，二是告密的标的是书籍与诗文。由此可见，清代的学术环境与文化氛围是多么可怕，厕身其中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倒霉。浙江乌程（今属湖州）人庄廷鑨，因病眼盲，想学盲人史家左丘明，撰写一部史书，其岳父朱佑明则予以经济赞助。书成不久，庄廷鑨病死。在这部拟名为《明史》的书中，奉尊明朝年号，否认清朝正统。其父庄允诚将书刻成，定名为《明书辑略》。不想却被归安（今属湖州）知县吴之荣两次告发。顺治十八年（1661），玄烨年幼尚未亲政，鳌拜责令刑部到湖州彻查，并严惩涉案人员。庄允诚被捕进京，不久死于狱中。庄廷鑨死后也不能幸免，竟被掘墓开棺焚骨。康熙二年（1663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及庄廷鑨族人均被处死。告密者吴之荣却攫取了庄允诚、朱佑明两家大量财产，并被清廷擢为右佥都御史。（清·杨凤苞《秋室集·记庄廷鑨史案本末》）
如果说庄廷鑨史案，由于玄烨年且9岁，尚未亲政，并非由其决策。那么，黄培诗案则是由这个少年天子（时值15岁）直接处理的。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曾在明末任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他的《含章馆诗集》，其中有“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的反清思想。告密者是黄家的世奴家仆黄元衡。其祖父黄宽本姓姜，莱阳人，当年流浪街头、乞讨为生，被黄培祖父收养，改名黄宽，并为其娶妻成家，供其子孙上学。黄元衡系黄宽长孙。在其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归宗还姓，改名姜元衡，并背信弃义，向官府告密黄家私下刻印诗稿，有隐叛、诽谤清廷等情事。姜元衡还嫌不够，蓄意扩大事态，顾炎武等人也被牵涉进去。清康熙八年（1669），文字狱案审结，黄培被判绞刑，余者被释放（2013年8月20日《城市信报》及百度百科）。雍正七年（1729），广西灌阳人陆生楠“着《通鉴论》十七篇”，这是一部史论着作，当然是以个人观点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结果此书被驻阿尔泰将军王锡保告发。胤禛认为，“彼不敢显言，托于论列《通鉴》，以身危祸烈等语，肆为咒诅，其逆谋公然形于纸笔矣。”（《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P500）于是“借托古人之事，冀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望，肆无忌惮，罪由自取”（清·赵慎畛《榆巢杂识·谢济世陆生楠被参》）之罪名，将陆生楠在军前处死。
乾隆年间，曾任户、吏、兵、刑、工五部尚书的梁诗正说过，“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一切字迹最关重要……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1986年，《富勒浑奏梁诗正谨慎畏惧折》，P102）在其返乡奉父期间，弘历居然派遣满官富勒浑，使用“钓鱼”与告密的方式，试图获取梁诗正的悖逆证据。这已经不是下属向上司告密了，其性质是上司在官员身边布设眼线。好在梁诗正老于世故，未授话柄，不过从他的话里也可看出，当时之人忧谗畏讥、临深履薄的恐怖心理，恰恰说明文字狱造成了多么重大的灾难和恐惧！
应当指出的是，告密这一邪恶的社会现象，并非“中国特色”，是所有极权主义政权的通用伎俩，是他们把握权力、控御下属的统治邪术。只不过在中国文化中，历史更为悠久、体系更为系统而已。
孙传钊先生在《他们为什么告密？----关于纳粹统治下的民众告密文化现象研究》中指出，不少告密“举报者”明知被告密者会被不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遭受酷刑、送往集中营、甚至被处决，他们还是积极主动地检举纳粹要消灭的所谓危害社会“危险分子”----德国的或外国的犹太人、吉卜塞人、不顺从的基督徒、同性恋者、共产党员和收听敌台、传播“谣言”、动摇民心的内部敌人。而且，他发现，检举的内容都是在家庭成员之间、邻里、同事或亲友之间私下的言行。其中不少还是肆意夸大，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按照倒错的纳粹政治、道德标准。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通常称作小帕夫利克），以告发父母而闻名。1932年，13岁的帕夫利克向当局告发担任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伪造文件，并将它们出售给匪帮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其父因此被判刑10年，随后被处决。当年9月，其家人无法容忍帕夫利克之行为，联手将他杀害。所有参与谋杀的人，均被当局逮捕并枪决。在高尔基的呼吁和斯大林的肯定下，帕夫利克成为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少年英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者研究证明，这起事件完全是虚构的。那些“英勇事迹”都是意识形态部门根据需要杜撰出来用以欺骗民众的。2005年5月，《帕夫利克同志：一个苏联小英雄的浮沉》一书在英国出版。这是以英文出版的首部同类作品。作者凯特丽奥娜·凯利利用大量原始档案资料，还原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2012年11月26日《羊城晚报》B5版）发生在当代中国的告密事件，无过于“文革”期间。在发烧的政治狂热中，为了向领袖表忠心，车间、地头响彻着这样的歌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在“大义灭亲”、“划清界限”的堂皇口号下，一时之间，许多家庭，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父子成仇，母女为敌，其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人群之众，持续时间之长，人心伤害之烈，都是史无前例的。近期媒体报道的《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的张红兵忏悔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张红兵是安徽固镇县人，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两个月后，方忠谋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执行枪决。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2013年8月7日《新京报》A24版）
而“文革”中的告密风潮，与历史上的告密之不同，在于其披着革命的外衣。当局为利用告密达到政治目的，制造了荒唐的理论依据，比如，1957年，《学习》杂志就曾刊文指出：“‘人情’是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六亲’也各有自己的阶级地位，都是有阶级性的。问题在于‘近’什么人的‘情’，‘认’什么人的‘亲’。其中有一个显明的界限，这就是阶级立场。”文章公开支持以“阶级立场”为标准“大义灭亲”。为了阻止人们的正常思考，又推出极其荒谬的“相信主义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到盲从的程度”，“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为鼓励人们告密，竟然对于这种人类灵魂中最阴暗、最丑恶的、最卑鄙的行径，赐予了一个个光环四射的名堂与说法，如“警惕性高”、“敏感性强”、“有革命觉悟”、“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积极向组织反映情况”、“站到革命队伍一边”，巧舌如簧，玩弄词藻，试图化腐朽为神奇，化邪恶为善举，使世间最阴暗、最卑劣、最无耻的行径，变成了为某些政治势力所极力纵容、鼓动的革命行为。据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回忆：1968年5月至6月，“徐汇区红卫兵军区”把华东局、上海市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子女集中起来，连续办了两期“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学习班”，他们对这些年仅10几岁的青少年学生“用尽了威胁、恐吓、欺骗等手段：不许回家，不许与家里通信，搞‘一帮一’监督；大会套小会，个个要表态，搞人人过关；揭发父母亲的‘问题’，搞‘家庭斗争会’；要大义灭亲，与‘反动父母’划清界限……在两期‘学习班’中，他们先后11次组织‘学员’们参加对他们父母的批斗大会，逼迫42名‘学员’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揭发父母的所谓罪行。这种卑劣的‘学习班’，使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蛊惑和蒙骗，造成了家庭分裂。这些‘学员’中，先后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杀身亡，1人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