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阮铭曾在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身边工作过，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并参与起草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历史性的文件。他深谙中共高层权力运作的准则，对毛、邓两个时代都有深切体认，在海外出版了代表作《邓小平帝国》。2007年年末，阮铭在美国发表文章《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教训》，是对六四事件发生18周年的深刻反思，阮铭指出，六四事件可谓邓小平的“新淮海战役”。早在胡耀邦去世之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不可阻挡汹涌而上，冲过欧洲共产党国家，即将来到中国天安门广场了。邓小平对此已有预感。对邓小平来说，六四是他的“反自由化”题中应有之义，是他抵挡“世界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抵挡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为前三部分摘录。
阮铭认为，邓小平和专政派利用1986年底的学生运动逼迫胡耀邦提出辞呈，可以看做1989年天安门悲剧的小型排练。图为邓小平、赵紫阳、李鹏等中共高层出席胡耀邦葬礼
1989年6月4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悲剧----天安门屠杀。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
“这一事件的核心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动用国家的军队，在天安门一带以坦克车和机关枪，屠杀赤手空拳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和普通老百姓，这是全世界的人当时在电视上亲眼目睹的一幕惨剧，这一残酷事实的本身已清清楚楚地以鲜血大书于活的历史上面，再也没有改变的可能，更不发生任何解释的问题。所以天安门屠杀作为一个已完成的事实，它的意义当下即已确实无疑：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Crime against humanity）。
我并不是用西方现代的人权语言来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公认的道理，孟子早就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让我举一个具体的史例说明我的论点。明朝万历29年（1601）苏州市民因为太监以重税榨逼商贩激起一场数千人的集体抗议行动，并且打死了太监的一个手下。当时地方当局有人主张用军队镇压。独太守朱燮元说：“不可，兵所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致招全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四百年前的苏州太守朱燮元，已认清军队的功能是防御外敌入侵，决不能用来残毒老百姓，这岂不足够说明：天安门屠杀即使在专制王朝下的中国，也是一种决不可恕的罪行？”然而，这样一个全世界人亲眼目睹的已完成的历史事实，这样一个无论用西方现代人权语言或中国文化传统都是“决不可恕的罪行”，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各色人物出于不同动机的“反思”，随着中国在开放式新共产奴役制度下的“崛起”，使得原来“清清楚楚以鲜血大书于活的历史上面”的“已完成的历史”，日益模糊暗淡下去。
对于十九年前发生的这场悲剧，中国官方的论调始终不变，那就是邓小平在屠杀之后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定的调：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它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坚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
()
“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事实。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
我相信只要共产党的一党天下在中国存在一天，这个调子就不会变。有人说已经变了，不是改称“六四”“风波”了吗？我引邓小平这段话，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风波”是邓的原话，就是指“动乱”，指“后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的“这场风波”。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卷入这场悲剧，在其中扮演过一定角色的某些演员，事过境迁，借“反思”为名，对当年“已完成的事实”重加剪裁，塑造出另样的“历史”。
第一种，从根本上否定1989年民主运动的正义性，把那场运动塑造为“无理性”、“非民主”、“一次满帆而无锚的航行（甚至没有舵），在情绪的风暴里挟下盲目地疾驶，直到覆灭。”他们指责参与运动的民众“除了发泄情绪，很难看出有什么理性因素”；而学生“与其说是由于忧国忧民投入运动，莫如说更多地出于浪漫、游戏欲；天安门广场野游式的露营、月下歌舞、不劳而获的募捐和分配未来政权职位的说梦，学生领袖们则在相当程度上陷在拉山头、打派仗、抢锋头之中，彼此封锁资源、相互猜忌、各搞一套，如果不是最终的屠杀创造了另一种形象，天安门广场很可能落得个闹剧结局。”第二种，把造成六四屠杀的历史责任，从屠杀者转嫁到“激进学生蓄意激怒政府杀人”而“自己逃生”的“秘密策略”。其“根据”是学生领袖柴玲在1989年5月28日与美国自由撰稿人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的录像讲话片段：
柴玲：“同学们一直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心里觉得很悲哀，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才能团结起来。”
金培力：“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金培力：“为什么呢？”
柴玲：“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即将离开北京转入地下。”
这个录像在六四屠杀后曾在美国ABC广播公司“夜线”节目中播出，但未引起注意。因为当时类似言论并不特别，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名誉校长严家其就在开学典礼上讲过“用鲜血和生命铺平通往民主的道路”，远不如他的“五一七宣言”提出“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那么引人注目。而在6年之后，1995年4月30日，《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Patrick Tyler从卡玛（Carma Hinton）高富贵（Richard Gordon）的影片《天安门》中专门摘出此节，作为激进学生的“秘密策略”挑动政府杀人做出报导时，正好被一群“反思”者用作围剿所谓“民主激进主义”、“民主浪漫主义”的子弹。
()
第三种“反思”者，把1989年这场运动视为“中断中国改革进程”的“历史大倒退”，中国的农民、工人、学生都成了“改革的阻力”：“八亿农民三亿文盲，农业社会的政治特点主要表现为君权政治”；“工人在改革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失落，对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抱持着疑惧的态度”；“学生的行动方式最终成为改革被清算的根据”。其结论是民主制度不符合“中国特殊国情”，东亚与东欧发生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国“走不通”：
“中国的特殊国情，既是与孕育社会现代化的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一个大国。这是一个传统社会，但是又是一个经过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又是一个古老东方的共产主义国家。在非共产主义的东方国家，实现了的经济现代化，和在这个基础上正在逐步推进的政治民主化，中国走不通；在并非东方的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突破共产党一党专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和在这个前提下可能实现的经济现代化，中国也走不通。”
第四种，无限拔高“八九民运的历史意义”，如严家其说：“‘六四’是20世纪历史的转折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20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亡西德。‘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75万东德人涌进西德。‘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在中国，导致了共产党政权主动放弃计划经济，并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经济的发展敞开大门。在西欧与北欧，导致了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一度减弱。20世纪的全部历史表明，用国家政权力量强制推行‘全社会公有化’并实施‘计划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这一历史巨变中，可以看到两种模式，一种是由‘非共政权’推动‘非共化’，一是由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在‘六四’冲击波从苏联、东欧传回中国后，中国形成了第二种模式的代表。”
最后一种，把天安门屠杀视为既老又病的邓小平被“大剂量”施以药物后出现“非理性暴力思维倾向”导致的悲剧：
“邓小平作为一个前列腺癌症患者，一个年届85岁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个被医疗技术科学最高成果的权威统治和控制着的人，他的‘没有退路’的感觉，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状态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党和改革事业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对于局势所采取的施‘猛剂’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医生施之于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种‘摹写’？在《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一书中，作者江之枫指出：为出席重大国事活动，邓小平曾大剂量地被施以药物。如果江之枫的言论确有其事实根据的话，我们确凿无误地看到，两次‘大剂量’用药后，邓小平出现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维倾向’：第一次，4月22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会后，发出那个终身难以挽回的425讲话；第二次，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后，5月18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终身荣誉的‘戒严’的决定！以后的事态，均是这些意外事件在已经形成的对立格局中顺势推进、互相激荡、合理演化的结果！”
这五种“反思”，前三种从不同角度否定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第四种则相反，不但肯定而且把那种运动提升至“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前者认为民主运动导致的屠杀悲剧“中断”了中国改革进程，后者则认为悲剧“推动”了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进程。但无论肯定者或否定者，均倾向认同所谓“由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的“中国模式”。至于最后一种，所“根据”的《王牌出尽的中南海牌局》是一本虚拟的欺世之作，可以不论。
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
邓小平做出天安门屠杀的决策，绝非服用“大剂量”药物后出现的“非理性暴力思维倾向”所导致，亦非被激进学生“期待流血的秘密策略”所激怒，而是他长期观察“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深思熟虑的反自由化大战略。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为什么？因为有邓小平在，“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即使从现在回头看，邓小平比前述五种“反思”者清醒，他“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邓小平说的“国际大气候”，就是1970年代中期从南欧（葡萄牙、西班牙）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逐步扩展到拉丁美洲、非洲，正在推向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国家。邓小平说的“中国小气候”，就是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下的中国民主化浪潮，也就是他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让胡乔木替他起草了一篇发言稿，胡乔木在稿子中写了“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了“我们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等等。
邓小平把胡乔木的稿子拿给胡耀邦，说：“这个不能用，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那时邓小平的思路，是拒绝胡乔木而倾向胡耀邦的。他废弃了胡乔木的稿子，发表了后来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强调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批评了党内“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指出“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可以说，那时的邓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民主派的立场上，拒绝了反民主的专政派。那时邓小平还讲过更激进的民主派言论，如：
“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资产阶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他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好东西要大大发扬，过去无产阶级没有搞好，斯大林犯错误，我们也犯错误。”
“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主人？资产阶级有一套使自己成为主人的东西，选举、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人专门写这篇文章。”这是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情况时邓小平的发言。两天后邓小平到了美国，回来后发动了一场所谓“惩罚越南”的战争，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出现了魏京生警告“防止新的独裁者”的大字报。在短短两个月中，邓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从倾向民主派，拒绝专政派转移到拒绝民主派、倾向专政派，于1979年3月30日发表了胡乔木为他起草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把他两个月前设想的“民主大文章”抛到了九霄云外。邓小平说：
“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这不是转回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被邓小平自己废弃的那篇胡乔木草稿的“思路”了吗？三个月前邓小平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三个月后却成了邓小平自己的“思路”。那么，同一个邓小平，两种“思路”，三次讲话，究竟何者为真？何者是假？以何为准呢？
我看都是真的。这就是邓小平自己讲的“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邓小平的“注意力”在转变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的状况，所以“看法”倾向胡耀邦代表的民主派“思路”。到了1979年3月，邓小平的“注意力”转向胡乔木们向他报告的社会上那般“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党内也有人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加以某种程度支持”的倾向，所以“看法”也就跟着转向胡乔木代表的专政派“思路”了。
自此以后六、七年，邓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专政派之间转过来、转过去，时而主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时而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标志邓小平与党内民主派的最后决裂；也是邓小平“反自由化”大战略的最后确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1986年9月）上那场“大辩论”，专政派在邓小平支持下击败民主派。然后邓小平和专政派利用1986年底的学生运动逼迫胡耀邦提出辞呈。那次事件，可以看做1989年天安门悲剧的小型排练。当时学生运动虽因胡耀邦处置得当和平落幕，但仍使胡耀邦和党内民主派遭到“清算”。邓小平当时的讲话杀气腾腾，扬言“不怕流血”，“来一个抓一个”！但事后专政派的夺权目标没有实现。因为邓小平确立的“反自由化”大战略是“两手硬”：一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坚持用专政手段对付自由民主人权运动）要硬；另一手坚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引进资本、技术发展经济也要硬。邓小平认为专政派只有专政一手，没有开放一手，所以不能用专政派推荐的“左王”邓力群取代胡耀邦，而选择了赵紫阳。
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时，讲过一篇话：
“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提出这两个基本点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
这篇话奠定了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一段短暂的蜜月期（1987年初至1988年上半年）。但专政派不愿看到他们打败胡耀邦的“胜利果实”落到赵紫阳手里。1988年春节，王震先到珠海，住进珠海宾馆的“元首套房”，号称“养病”，邀集薄一波等大老商讨“倒赵”大计。这年5月，邓小平提出物价改革，讲得很凶，他说：
“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这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赵紫阳在邓小平的“闯关”令下，组织经济学家设计出几套物价改革方案。人们没有料到，当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1988年8月15至17日）在北戴河讨论这些方案的消息传出，在全国范围激起民众抢购物资、用品、挤兑银行存款的风潮，致使物价改革一关未闯，就不战而退，给了专政派对赵紫阳发动攻击的机会。这就是说，即使没有胡耀邦去世和学生民主运动，专政派同赵紫阳的权力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专政派明知物价改革是邓小平的创议，所以他们攻击赵紫阳的重心，很快从经济问题转移到挑拨赵紫阳同邓小平的关系这个“要害”。
专政派攻击赵紫阳的第一个“要害”是电视片《河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988年9月访华时，赵紫阳送他一部拷片，说“值得一看”。王震、邓力群、李先念等借此大作文章。邓力群说：
“赵紫阳支持《河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赵紫阳上台的那一年叫‘新纪元’。赵紫阳非常欣赏‘新纪元’这个说法。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王震，由林默涵等人帮助王老整理成文章。李先念有一次见到我，说你对王老文章有什么意见啊？我说我提了一个意见，要害是‘新纪元’的提法。先念说：哟，过去还不知道这个看法。”
1989年“六四”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党”，邓力群即以此主题帮王震弄了个书面发言：
“《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河殇》里有两个‘新纪元’。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1987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这是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这是反对邓小平同志代表的党，大树特树赵紫阳‘新权威主义’的‘新纪元’。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社会渣滓纷纷出笼，这是他们‘新纪元’的一次大暴露。赵紫阳是一个想开辟‘新纪元’的野心家，还是一个善于耍弄政治权术的阴谋家。”
邓力群在王震书面发言中描绘的赵紫阳，其实是他自己的心理写照。他依附专政派老人，利用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耍弄政治权术，结集“反自由化”势力打击、陷害自由民主力量；目的是推翻改革派领导人，实现其夺取权力的野心和阴谋。
邓小平对此早有察觉，早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和邓力群之间有一次有趣的对话，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
邓小平：新的稿子（指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决议》草案）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有四条意见。----
邓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把他和胡乔木的意见送给陈云等人）。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你们两位之间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陈云的主张，我宣传过；你的主张，我宣传过。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的主张多得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
邓力群在《自述》中说：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这表明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前，是支持胡耀邦而反对邓力群的“左”。等到全会上发生了那场邓小平意料之外的大辩论，看到除了陆定一、万里之外，杨尚昆、余秋里、王震、薄一波、陈云、李先念、宋任穷、彭真等所有老人，都站到“反自由化”一边，邓小平也就从反邓力群的“左”，转向反胡耀邦的右了。
()
但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与专政派陈云、李先念、邓力群、胡乔木们不同。邓小平反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反，不能扩大到经济领域，影响他的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而专政派在胡耀邦下台后，一直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邓力群主张：“自由化思潮泛滥，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泛滥，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
第一段指胡耀邦，第二段指赵紫阳。邓力群称赵紫阳是“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代理人”。他说：“有一次李先念问陈云，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错误；但是从这几年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