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9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再次召开，名称首次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此前孙春兰和王正伟双副国级的配备，足见中央对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在会议上的讲话，尤其是对于如何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超规格强调，成为了继“8•19”讲话之后第五代领导核心知识分子观最为直接的一次外溢。除了将知识分子放置在统战首要位置外，习近平还各个击破式地锁定了三类特殊知识分子群体。对象不同，相应地团结和政治吸纳的方法也有所区别。
习近平
长期以来，当政者与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秘而不宣的关系贯穿于中国政治传统的始终。对当政者而言，对于知识分子的感情是复杂的，反智主义与政治吸纳轮番登场，主次及占比依实际政治需求改弦更张；对知识分子而言，从想要依附并相信这个政权，到顿感被招安被出卖，再到幻想的破灭，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且小心翼翼。习近平上台至今，每一次与知识分子有关的讲话，不管是在左右思潮涌动时选择的独具己身特色的“中间路线”，还是为保持舆论可控性而采取的高压政策，都成了外界窥探这位建国后出生的领导人知识分子观的窗口。所以，关注当政者讲话，其实也是在关注不同语辞、语境之下的特殊群体命运。
各个击破 为我所用
按照官方媒体公布的讲话通稿，习近平对于三类特殊知识分子的态度沿袭了此前的“8•19”讲话，属于后者的进阶版。一类是留学人员，这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官方的态度是“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虽然自2000年中央第一次将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纳入统战工作范围开始，留学人员就一直是统战工作的对象。不过，“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还是最新的表述。一类是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官方的态度是“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方面展现正能量。”围绕这一群体，习近平此前在关于意识形态的讲话中有过更为具体的阐述。一类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习近平亦态度明确，“要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引导。”虽然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围绕知识分子发表己见，但却是最为具体和权威的一次表述。对于留学人员这一群体，习近平已经多次有过表述。在2013年10月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就提出，要让留学人员回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并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为留学人员千方百计创造条件。2014年12月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表示，要开创留学工作新局面。而对于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动作和前哨不可谓不多。从中央文艺座谈会邀请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并当场点名，到共青团下发文件在全国各地招募“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以便积极参加团中央的“阳光跟帖”行动，在网上主动抵制“负能量”。前不久，统战部主办的第十二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出不意外也有很多新媒体领域的符号性人物出场，比如小米的陈彤，今日头条的陈一鸣。当局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胜一筹。至于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年轻一代，伴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李克强走访中关村创业大街等，也已经露出端倪。
需要提及的是，在总结三类特殊知识分子群体之前，还有一句容易被忽略的总括式表述，“要高度重视和做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工作，引导他们发挥积极作用。”提及新社会组织，许志永和王功权带领的新公民运动当属典型代表。当局对于类似新公民运动的新社会组织之态度会否出现变化，值得进一步关注。而在具体阐释之前，习近平已经亮明了“两个必须”的大原则和底牌----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同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必须善于联谊交友，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此次喊话和亮牌，作为外界揣摩上意线索的同时，也让以旧有斗争思维应对新时代问题的公检法和宣传部门顿感颜面扫地。
知识分子的春天与严冬
事实上，不管是积贫积弱的毛、邓时代，到经济繁荣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的江、胡时代，都不同程度将知识分子摆到了重要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有1951年秋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的“批判唯心主义思想”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十年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大清洗，但毛泽东也多次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成功的。邓小平复出之后，在全面推动经济建设之前，一项首要工作就是大幅度恢复知识分子的名声。只不过，鉴于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以至于留在民众心中的刻板印象，只剩下引蛇出洞的“阳谋”，以及对知识分子、学者们风声鹤唳的大清洗。即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给知识分子送来了“春天”，却也因为八九学运再次让知识分子身陷“严冬”。到了江、胡时代，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提出的口号有过之无不及。比如前者提出，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的兴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后者则强调，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必须紧紧依靠广大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也有分析人士忧虑，比之于毛邓，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任内对知识分子没有太多切实的政策，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是理工科背景，在人文意义的事情上没有多大建树。
延续至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表明“重要的是团结”，并“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和工作大政方针”。俨然将知识分子当成了治国理政的中流砥柱。如他在“8•19”讲话中强调，“宣传思想部门要加强同知识分子的联系，多同他们交朋友，最大限度把他们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要把握“团结”、“引导”这个关键，具体而言即是，“团结”是前提，“引导”是路径。其间，讲话中也有对知识分子“负面效应”的呈现 ，比如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拿党史国史做文章搞历史虚无主义，有的否定改革开放，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等等，官方媒体中也有提及，但这并不能成为习近平用毛时代手段整肃知识分子的直接证据，而应该看做是对知识分子新特点的一种罗列。
第五代如何把握“最大变量”？
习近平确实做到了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其与贾大山的情谊，就是最好的说明。早前，新华网推出近万字纪实文学《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两人之间的情谊，他们的同与不同，以及习近平在听闻贾大山不幸患染绝症后的挂念和探视，贾故去时习又是如何写就了《忆大山》一文追思故友。从政治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新华网毫无征兆为早已成为旧闻的“习贾之交”造势，并由人民网解读出习近平工作作风和用人任事的6大特点，不失为间接对知识分子释放出的积极讯号。不得不说，一段时期内这一做法确实收到了实效。知识分子如获“春天般的温暖”，并期待着同样拥有文科背景的习近平能作出实质性的改变。
很快地，这种期待就被证明是幻想并即刻破灭，重新回归到走“钢丝绳”揣摩上意的状态中，分化和选择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剧烈。一些激进派被迫选择出逃，成了当局眼中被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并收编的“异见分子”，如北京大学因教学问题被除名的夏业良，因屡屡碰触敏感话题而游离于体制边缘的昔日《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不愿跟随央视继续沉沦而选择出走的制片人李春雷。一些至今尚且还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只能带着镣铐跳舞，如经济学家茅于轼、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以及张千帆等，前两者曾被官方公开点名批评，后者则自曝经常被监听被请去“喝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已身陷囹圄的知识分子，如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和王功权，泄露国家机密的高瑜，曾为上访妈妈唐慧担任辩护律师的浦志强；还有一些经常在西方媒体发声批评当局的意见领袖，如从南方系出走的笑蜀、宋志标，以及慕容雪村、老愚等。既然是分化和选择，有人选择远离体制的禁锢，就有人选择依傍于体制。他们在不同场合高唱着赞歌，其中尤以官方媒体僵化的宣教培育出的“党棍”突出。时而亲近时而疏远，第五代如何把握知识分子这一最大变量，成了不得不直面的课题。根据“8•19”讲话之后党刊《求是》所透露出的高层统战战略，除了在经济学界、法学界真正培养一批忠实于国家、忠实于人民的学者队伍之外，还要下功夫做好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等群体的工作。结合刚刚结束的统战会议上将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当做特殊群体，足见当局对于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大发展大繁荣时代之新特点的把握。比如规模不断扩大、构成复杂多元、自我意识个体意识强化、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交织。尤其是信息无孔不入的今天，意见领袖的社会影响力骤增，随便一条微博、一个不同观点，都可能引发舆论震荡。比如网络大V“作业本”对于加多宝“多谢”活动的回馈，再如亚洲首富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对于艺人的点评，动辄要么点燃起一场舆论混战，要么转发量和评论量数以几十万计。
随着社会矛盾凸显，每次的热点事件中，尤其是强拆、滥权、贫富冲突的事件中，总有公知在虚拟的网络舆论场挑起辩论话题。发生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的徐纯合被执勤警察击毙事件，公知和意见领袖形成的倒逼，无疑是这一事件高烧不退的最大助推力。虽然直到央视对外公布视频，很多意见领袖还在以质疑视频的剪辑和选择性公开为由挽回颜面，但过程中形成的对执法部门之压力以及对“真相”之水落石出，还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刨除徐纯合事件，如果执法部门愿意，完全可以将这一群体看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以便提醒政府需要做什么、需要注意什么，而不是每遇类似危机事件，都习惯性粗暴和专制，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将持有不同意见者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当做麻烦制造者，意欲除之而后快。这也是作为刀把子的公检法和作为笔杆子的宣传部门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具体到身为核心的习近平，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包括留学人员、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年轻一代拉拢过来，真正读懂他们并为自己所用，将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政治后盾力量，自然是皆大欢喜。更长远来看，不断开放党外的舆论力量，也有助于在党内宣传力量乏力之时成为“候补”力量跟上。对知识分子而言，既然呼吁的“百家争鸣”已经收入囊中，反右、文革的血腥教训和意识形态专政恐怖依旧，如若延续昔日“右派”批评谏言直指共产党合法性的做法，显然容易陷入另一种激烈对抗的潮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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