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15年5月18至20日，习近平复活了人们对65年前中南海那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想象。当年的会场不仅有中共党员，更有知识分子出身的民主党派人士，他们曾成为中共建政的根基之一，却多数在此后政治运动中饱受磨折。而今，习近平向党外人士喊话，团结“留学人员”“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三大知识分子人群，加之稍早前五大右派之一储安平衣冠冢的落成，是否可以被视为一次知识分子的转机，令其嗅闻到和解与善待的气息？
5月19日五大右派之一储安平的衣冠冢获准在家乡落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具有这种浓厚的“入世”精神，这就导致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敏感而暧昧不清的关系。一方面实现自己的入世抱负必须与统治层达成妥协，从而丧失一定意义上的独立地位，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而另一方面，统治层既需要借助知识分子的智慧巩固统治，但也对异己政见保持深刻的警惕，焚书抗儒、文字狱等都凸显这种政治不信任。可以说，与政治核心的接近是中国之于世界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一大显著特征，也正是如此注定了缺乏独立精神的“悲情”死结。
数千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变与不变”发人深省，反思背后知识分子与政治互动的动因，尤其是中共治下，知识分子遭遇延安整风运动、1957年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20世纪80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四大政治狂潮的打击，政治是如何裹挟权力左右文人宿命，又是在新媒体泛滥、人人都是麦克风的今天，知识分子如何分化甚至对当局保持警惕甚至敌视情绪的？
“把公民的权利当真，那些写在《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里的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神圣的权利不能永远是一张白条；把公民的责任当真，中国是我们每个人的中国，良心正义的底线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坚守……”这是当年以孙志刚案名声大噪的公盟创始人之一许志永2014年1月22日的法庭最后陈词。十年之间，他力推废除收容遣送办法，教育平权、官员财产公示等，如今当这一切都陆续成为现实时，许志永则因为新公民运动涉“小圈子政治”而蒙尘，再度身陷囹圄。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悲剧！这其中有书生意气，也有必然的历史逻辑。
一首反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盐商出身的黄巢赴长安参加科举，无奈名落孙山铩羽而归。科场的失利以及整个社会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令其义愤填膺，遂以这篇《不第后赋菊》抒发心中块垒。不久一夕之间，风雨飘摇中的大唐王朝因为一介走投无路的书生的揭竿而起，而瞬间陷入名存实亡、土崩瓦解的境地中……原来知识分子的“牢骚满腹”并不全然只是牢骚。因此，统治层历来对知识分子的牢骚心有忌惮，不消说一首反诗，即使谤议朝政，以足有性命之忧。宋江一句“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不是便为其招致杀身之祸么？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便在自己的《五蠹》中将游走各国、纵论时局、推销政治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列为与街头斗殴的“混混儿”以及不事生产专事敛财的商贾一样有害于国家的“五蠹”之一。自古及今，不知第一人是谁，也不知此后有多少人因为政治犯禁而伏尸于统治层的屠刀之下。
一句“废郡县、复分封”，竟至于遭致杀身之祸，春秋战国期间新兴知识分子因为秦始皇的一统天下而遭遇灭顶之灾。“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博士、儒生侯生和卢生诽谤秦始皇牵累犯禁者460余人全部坑杀。此即为著名的“焚书坑儒”。然而，无论郡县还是分封干君何事，不过建言而见责而已。身首异处，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见载的知识分子遭遇的第一次打击。知识分子阶层因之而从此一蹶不振。也许，这要归于他们的不幸。身处一个由极度自由驰骋到专制政权奠基的关键历史节点，统治层与他们知识分子都别无选择。若不是他们执着于手中的那秃笔残简，又何至于此！
他们之中不乏近乎偏执者，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昂昂然正襟肃立在统治者的铁骑以及滚滚车轮前，意图凭一己之力扭转历史走向。但是，政治不会乖乖畏服于“书生之见”。对于统治者而言，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弃之，决无回旋余地。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的因言获罪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也最能凸显知识分子在与政治的激烈对撞中的悲情宿命。
一般而言，隋唐科举制的确立，一直到两宋，可视为当局与知识分子关系融洽的蜜月期。得益于“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宋太祖之类的开明君主，知识分子处于政治宽松时期，绝少与政治发生直面的冲突。即便是发生诸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戏耍”杨贵妃、高力士的故事，大体而言统治层也体现了远胜于之后专制王朝的政治包容性。也由此，开放包容确保了中国政治文明的上行。而明清专制制度的登峰造极则几乎彻底断绝了这种“宽容气氛”，八股文的盛衰鲜明刻画了知识分子地位的急剧下降，专制君权左右知识分子的命运，乃至导致整个国家创新能力的衰退。从相当意义上，八股取士将文人归于其豢养的私人玩物，而使其逐渐彻底丧失其独立的个性和地位。八股文以程朱理学禁锢人心，不许任意发挥，难道不是一场真正的思想禁锢吗？摧残式的引导固然流毒深远，大规模的文字狱更是直接震慑了知识分子阶层。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文字狱早已有之，如苏轼因乌台诗案而入狱5个月，但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的刑狱尤甚。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廷鑨明史案牵连千余人，被杀者共七十余人，其中庄廷钺、李令皙、茅元铭、蒋麟征、张寯、韦元介、潘柽章、吴炎、吴之镕、吴之铭等十四人凌迟处死。“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寒冰不能断流水，枯木也会再逢春！”当年一场策反雍正帝地方大员岳钟琪的阴谋最终牵连出吕留良这首一语双关的“反诗”。最终，不仅两名学生受到株连，吕留良和其长子吕葆中亦被剖棺戮尸，幼子吕毅中被斩首，著作则被焚毁。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纵观清朝，文字狱的淫威之下，知识分子多转而自我沉醉于故纸堆，以至于无心插柳柳成荫，成就了乾嘉训诂派的兴盛。
至于军阀混战、政局不稳时，知识分子的生命更是被视如草芥。笔杆子虽堪比“三千毛瑟兵”但终究抵不过“枪杆子”。当局不遗余力软硬兼施，笼络御用文人为自己贴金摇旗呐喊。但亦有知识分子以济世救民为己任，虽生逢乱世亦不愿“乘浮槎浮于海”（当然，如鸳鸯蝴蝶派之流亦不过如同清代训诂考据者聊以远离政治自保），在清末北洋军阀混战时以报章为干戚痛斥独夫民贼，直陈祸国殃民。在这些报章与当局的明争暗斗中，诸如开天窗之类的敢怒而不敢言的“发明”得以出现。但《革命军》只能出现在汪洋之外的日本留学生中，“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怒号也只是铤而走险的昙花一现。五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愿意扮演政府的诤友角色，以“大炮”性格著称，即使被国民党政权奉为座上宾，亦扮演“异议人士”。他对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对于在朝的态度则是：“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毫无疑问，中共也是最能体味“笔杆子”的威力的。是故，中共将二者视为两大法宝。当中共处境步履维艰时便早早将一批有志之士笼络到自己的麾下。以鲁迅领衔的左翼文艺组织，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的最尖利的武器之一。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事实上确立政治领导文艺的路线。政治纪律高过天，看谁敢把头试剑。王实味的惨死便揭示了中共眼中知识分子的政治工具定位。
中共建政之初，知识分子曾在艰苦的适应调整中去适应政治演变。然而即便如此，滚滚政治的洪流大势所趋之下，个人际遇是如此渺小而不堪。很多人甚至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便被塞进了历史的炼炉，“思想改造”“反右”一场场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令其他们苦不堪言，也成为郭沫若等大家创造力急剧衰退的直接原因。而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又何至于此，38年前的文革伊始，被红卫兵凌辱为“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一代文豪老舍不堪屈辱，径直默然不做反驳而跳入冰冷的太平湖底。至今，他在北京东城区灯市西街丰富胡同的故居尚有一幅书法挂在满是菊花的院墙上：“伤心京华太平水，湖底竭时泪不干”……即便中共党内康生、胡乔木等“第一支笔”地位崇高，但总不能免知识分子整体处境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是，在当下央视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出现了这样令人悲喜交集的一幕。一旦邓小平出山邀集全国知识分子参加会议，当赴南京长江大桥面告在此被看押工作的桥梁专家李国豪时，工作人员转述邓小平的一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令多年遭弃置扫厕所的李国豪顷刻间如何难以置信、感激涕零，犹如受到莫大恩赐一般。
然而，即便如此，频繁的“报难”亦令人感喟当下知识分子的困境。犹记得2013年初，南周新年献辞案发，各地媒体被促令接受当局指示转载环球时报社评《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彼时的1月8日北京宣传当局夜奔与南方系渊源极深的《新京报》社施加压力。已经下班的诸多新京报员工凌晨不约而同齐聚报社力争，然而如此阵势终无力迫使当局收回成命。眼见《环球时报》社评次日见报，报社随即一片呜咽。诸如此类，敢怒而不敢言，虽有千言万语抗争亦不得不埋葬心底，最大胆着也不过以各种暗喻和含沙射影之手段曲意表达，与民国文人抗争何异？作家有作协，科学家有科协……知识分子便是如此被编入此类的官方组织体系中。体制内知识分子尚且有诸多诸如此类的抗争，网络公知的崛起更自不待言。所谓公知鱼龙混杂，浑水摸鱼的伪知识分子固然有之，但亦有如宪法学者浦志强、许志永等人意图发挥号召力，以自己政治理想促令当局改弦易辙，急言切谏者触怒当局被禁言乃至获刑者也有难免。如果说许志永等人尚有建设性意见，抱存与中共和解之愿望，那么六四之后方励之、廖亦武、余杰等人的相继出走，则大略可视为或被迫或自愿与现政权的公开决裂。
总之，上下五千年，知识分子便是在与统治者不断的碰撞乃至冲突中，因着政治宽容度或者说弹性的盛衰而被迫或者自觉地疏离或妥协，在分分合合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他们有时成为政治积极合作者，有时又是作为对立面而落入个人悲剧结局中。但无论怎样，彼此谁也无法彻底排斥对方的存在，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绵绵不绝的若隐若现的“宿命”似乎从未消失，时不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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