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在彭德怀被专案组审查时，专案组提出了一个令彭德怀大吃一惊的问题。他们说：1950年11月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个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刺激，使他又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觉，1972年11月的一天，专案组又为毛岸英的问题提审彭德怀。据哨兵回忆：彭德怀回来的时候神智模糊，走错了地方。哨兵叫住他，领他回到屋里。他倒床时昏迷，扑通一下，头朝下磕在床板上。哨兵扶起他，他两眼含泪说：“我认不清你是谁了。”
毛岸英墓
是的，这个刺激对于彭德怀来说，确实太巨大了，他怎么能忘记呢？
1950年10月7日晚上，北京中南海的夜空，月明星稀，清幽寂静。毛泽东特地设家宴为即将赴东北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送行。
毛泽东没有专门的餐厅，宴会就在书房兼办公室、客厅的“菊香书屋”内举行。由于江青因事外出，在场的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彭德怀和毛岸英。
彭德怀早就知道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但见面是在1946年，那时毛岸英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延安学习时，彭德怀还表扬过毛岸英。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没见过毛岸英了。
“岸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彭德怀一边大口吃着糖醋辣椒，一面关切地问。“北京机器总厂。”毛岸英恭恭敬敬地回答。“工人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应？”彭德怀三句话不离本行。毛岸英显得有些激动：“大家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坚决要求支援朝鲜人民。”
“不是‘发动’，是正义战争的召唤！难道你要去朝鲜是我动员的吗？”毛泽东微笑着纠正说。“主席，这……”彭德怀愕然停筷，盯着主席。毛泽东微笑不语，慈祥地望着爱子。“彭叔叔，你不是在招兵买马吗？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军！”毛岸英朗声笑道。“主席，这不是开玩笑吧？”彭德怀再次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主席。“岸英想跟你去打仗，要我批准，我没得这个权力哟！你是司令员，你看收不收这个兵吧？”毛泽东依然不置可否地微笑着。“彭叔叔，这不是开玩笑！我考虑好几天了。”毛岸英那张英俊的脸上，现出坚毅的神情。
“岸英，现在国家最缺的是经济人才。你在工厂好好锻炼，也能干出一番事业嘛！”彭德怀试着劝说。“可是，‘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怎么能安心在后方工作呢？现在，全中国的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你们小两口商量好了吗？你可不能背着她噢！”彭德怀又找了一个劝说的借口。“刚才我已经向她辞行了。”毛岸英含糊其辞地说。
彭德怀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着：看来这父子俩早就商量好了，那就表态吧？可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心里清楚，打仗不是玩游戏。再说，毛泽东一家为革命付出的已经够多了。
他怎能忍心让岸英再去朝鲜冒险呢？
“主席，我这个司令还是你封的嘛，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呢？”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含蓄地说。“彭叔叔，你就让我去嘛！”毛岸英有些急了，他搬出种种理由：上过苏联的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当过苏联红军坦克兵中尉，参加过苏德战争……
“德怀，你就收下他吧！”毛泽东满意地望了望儿子，又笑着对彭德怀说：“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啊！”
彭德怀见事已至此，只得表态道：“那就让岸英当我的翻译官吧！岸英，你愿意吗？”毛岸英兴奋地欢呼起来：“一百个愿意！只要让我上前线，干什么都行。”“主席，让那些记者知道了，这可是头条新闻哟！”彭德怀话中有话地说。“还是不让记者知道的好。”毛泽东不无幽默地接着说：“要是传到杜鲁门的耳朵里，又要说我毛泽东好战啰！”
彭德怀领会了那言下之意；保密！
酒过数巡，毛泽东起身举杯，慨然说道：“这杯酒就为你们送行喽，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他与彭德怀、毛岸英----碰杯。三人一饮而尽……关于毛岸英随彭德怀入朝的经过，当时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元帅是这样回忆的：“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问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求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10月8日早晨，云雾低垂，空气潮湿，预示一场秋雨即将来临。
上午7时，这清晨的宁静被打破了，一辆又一辆轿车，送来了一批赋有特殊使命的神秘人物：彭德怀及其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高岗及其秘书华明；总参谋部作战参谋成普、机要参谋海欧，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几位身份不明的苏联同志。
10分钟后，飞机轰然作响，像一只巨大的铁鸟，射向灰色的天空。
机舱内一片沉默，许多人都是初次见面，相互间不知姓名。毛岸英与张养吾并肩而坐。张养吾是一位年已45岁的知识分子，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教育系，1938年毕业于抗大四期，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彭德怀的行政秘书。
起飞不久，坐在前排的一位苏联同志掉下一支钢笔，毛岸英拍拍苏联同志的肩膀，指着钢笔说：“格尔瓦斯！”
张养吾学过几句俄语，知道这“格尔瓦斯”就是俄语中的“钢笔”。他好生惊奇：这个同志年纪轻轻的，怎么懂得俄语呢？于是他就比较注意毛岸英的举动了。
沈阳北陵机场。暴雨还在“哗哗”地下个不停，下飞机都成问题，这一行人被迫在机翼下避雨。
张养吾指着毛岸英，悄悄问彭德怀：“那个小同志会讲俄语嘛，他是谁？”彭德怀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关于“保密”的要求，也悄悄回答：“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叫毛岸英，原来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今后你要多关心他，还要注意保密！”
雨势稍减，毛岸英随彭德怀、张养吾、郭洪光上了一辆轿车，到高岗家稍事休息后，又来到沈阳市和平街1号。
这是一幢铁门青砖环抱的小楼，原来是东北军阀万福临的公馆，现为中央东北局的交际处，毛岸英随彭德怀在沈阳期间，就在此工作和休息。
当日傍晚，彭德怀心不在焉地吃了晚饭，然后把张养吾、毛岸英、郭洪光叫到一间会客室开会。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帮助朝鲜人民军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我们4个就是一个党小组，你们说谁当小组长？”彭德怀开门见山地说。“毛岸英在工厂当过副书记，我选他当小组长。”张养吾首先建议。彭德怀接着说：“我同意，小郭同志呢？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我们这个党小组，就由毛岸英同志负责。”
其时，东北边防军尚未改成“志愿军”番号。毛岸英所在的这个党小组，可以说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后来党小组又增加了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朝语翻译金昌勋和驾驶员刘祥等人，仍由毛岸英任组长，直到他牺牲为止。
毛岸英对工作极端负责，成立党小组的当天晚上，他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如实向小组长汇报思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部队去带兵……”
当时，毛岸英真想批评郭洪光，但又忍住了：因为他对郭洪光毕竟还缺乏了解。第二天，毛岸英找张养吾商量：“郭洪光不想到朝鲜，这种思想不好！你看应该怎样帮助他呢？”
张养吾想了想说：“小郭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可能不太想干警卫员这个工作。另外，我们这次跟彭总出来，事先毫无出国作战的思想准备，他可能也有点想法。”
毛岸英大惑不解地问：“难道彭总事先没打招呼吗？”张养吾笑了笑说：“10月4日上午中央派飞机接彭总，彭总还以为是来参加财经工作会议呢！带的都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把我这个行政秘书也带来了，反而把军事秘书留在西安，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嗅，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奇怪，不要把问题看重了。你再跟他聊聊，讲点道理吧？！”
毛岸英欣然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促膝谈心。他谈自己对出兵朝鲜的认识，谈自己结婚不到一年，妻子正在生病住院，为什么还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被深深感动了，他真诚地对毛岸英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我是军人，还能后退吗？你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毛岸英10月10日傍晚随彭德怀等人从沈阳到达安东（今丹东），住在“伪满八大景”之一的镇江山下一座日本人营造的洋房里。
次日上午，彭德怀奉召紧急返京开会。难得清闲的毛岸英与张养吾结伴而行，在安东中山公园里玩了半天。
在欣赏北国风光之余，他俩谈哲学、历史、俄语。这是他俩共同的爱好。知识的交流，使这两颗陌生的心灵贴近了。时近中午，他俩坐在一块石头上小憩，毛岸英向这位兄长般慈祥敦厚、教授般学识渊博的忘年之交敞开了心扉……
张养吾是第一次听说毛岸英的母亲叫杨开慧，第一次听说毛岸英曾经在上海流浪、在苏联留学……
毛岸英的不幸遭遇和非凡经历，使张养吾同情、敬佩、激动。他从毛岸英身上，看到了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缩影……
10月23日黄昏，毛岸英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矿区一间铁皮盖顶、阴暗潮湿、霉味扑鼻的简易工棚里，毛岸英解开行李，整理床铺。“岸英，还没搞好啊？”张养吾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马上就好！”
张养吾站在一旁，望着那一堆行李：铺的、盖的、棉的、毛的；还有那一大撂书：中文、俄文、英文、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
“书山有路勤为径。你这是搬着书山上战场啊！”“有些书是爸爸送的，这些衣服、被褥都是妈妈准备的，是带多了。”“你妈妈？”“噢，就是江……江青。”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是由于江青从中怂恿的结果，是江青的一个阴谋，其实这是一个无根据的猜疑。江青在50年代初并未像后来那样，达到坏事干绝的地步。尽管毛岸英与江青合不来，但江青也是想与毛岸英搞好关系的。而去朝鲜也完全是毛岸英自己的决定，毛泽东也是支持的。
毛岸英与张养吾两人正说着，任荣部长来了。他是毛岸英的又一位邻居。
志愿军政治部的驻地，在距此二三里远的一条岔沟里。但杜平主任为了便于工作，带着组织部长任荣、秘书处长王健、秘书方红等几位得力助手，住在司令部。
彭德怀特意安排张养吾、毛岸英和这些政工干部住在一起，这既是一种照顾，又是为了发挥他们在政工方面的特长。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空军称王称霸，横行无阻。志愿军总部机关，连一门高射炮都没有，除个别值班者外，其他人被迫夜间工作，白天防空，几乎天天如此。
毛岸英和张养吾原计划在住处附近挖一个防空洞，可满山都是坚硬无比的铁矿石，一镐下去，火星四溅，石头却纹丝不动，他们只得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飞机一来，就往树林里钻。那时，已经开始下雪了，气温降至-20℃左右。即使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毛岸英依然顽强地坚持看书学习。这给张养吾和任荣留下深刻的印象。张养吾回忆说：“毛岸英、任荣和我，防空时经常在一起。山上那么多马尾松，钻进去飞机是看不见的。任荣喜欢阴坡，说是保险，但是冷，又不能烤火。毛岸英和我喜欢阳坡，又能晒太阳，又好看书。”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毛岸英惜时如金地博览群书。张养吾说：“他喜欢看书，《朱元璋传》《欧洲哲学史》《孙子兵法》……什么书都看。到朝鲜半个多月，就啃完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在百万志愿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岸英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在志愿军总部，一般人称他“毛翻译”，亲近者则戏称“翻译官”。
朝鲜战争时期，能够让毛岸英显示俄语翻译才能的机会并不多，人们只记得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彭德怀刚到大榆洞不久，苏驻朝大使、驻朝顾问团团长史蒂柯夫前来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另一次是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作战会议，苏驻朝顾问团副团长瓦西列夫到会祝贺。
毛岸英总是积极主动而又满腔热情地“没事找事做”。一些志愿军老战士至今仍然记得他审问美国战俘和连夜起草电报的故事。
莱尔斯（Liles，原译赖尔斯）是中国志愿军捕获的第一个美国战俘。为了解美军和南朝鲜军内情，彭德怀命令对莱尔斯进行审讯。毛岸英主动请求担任审讯美俘的翻译工作。
那是10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在一间简易工棚里，一张长条桌后面，端坐着任荣、张养吾和毛岸英。
莱尔斯被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押了进来。他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露着惊恐而绝望的眼神，如同被押进屠宰场的羔羊。“坐下！”任荣威严地指着审讯台前的木凳。莱尔斯咽下一口水，上身僵直地坐在木凳上，那只被绷带吊在脖子上的左臂在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按预定计划，任荣主审，毛岸英翻译，张养吾记录，审讯应在威严的气氛中进行，一开始就给他下马威！可是，当毛岸英凝视着莱尔斯那只颤抖的左臂时，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嗜血成性的“老虎”，而是一个受伤的人，他不等任荣发问，便用英语与莱尔斯交谈起来。“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因我不了解贵军的战俘政策，跑了一下………有没有伤到骨头？”“没有。”“吸烟吗？”莱尔斯点了点头。毛岸英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火。“您想吃点什么吗？”“假如可以的话……”
毛岸英走出审讯室，从宿舍拿来一盒饼干。“谢谢！”莱尔斯边吃边嘟嚷道：“真是出乎意料。”
在莱尔斯吃饱后，审讯正式开始。那种预期的气氛虽已荡然无存，可审讯却进行得格外顺利。“您的名字、职务？”“莱尔斯，韩国第六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履历？”“……1947年到驻日美军任职，1949年到韩国任顾问。”“您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术有何印象？”“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研究过各种战法。但恕我直言：贵军不是常规的打法，前头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历史上未见过。”
…………
审讯圆满结束。这该归功于莱尔斯的密切合作。
是什么魔力使这位美军少校消除了恐惧，违背了入伍时严守国家机密的誓言呢？当然与毛岸英的几支香烟、几块饼干和几句同情的询问有关。但这绝不是廉价的交换，其中自有更深沉的东西：那就是发自毛岸英内心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这次审讯结束，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他在看了审讯记录后，当即指示张养吾和毛岸英：“俘虏谈的这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应该通报全军。这份通报，就由你们写吧。”毛岸英执笔，写得很快。当天下午，这份《志司通报》即通过电台发至各军司令员。
当天晚上，因三十八军行动迟缓，彭德怀又发了一顿脾气：“……这说明入朝前政治动员很不深入。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右倾思想！”
“那就发个电报，再动员一次吧？”杜平主任建议。“我看有这个必要！”彭德怀态度生硬，像吃了火药。“彭总，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张秘书长吧！，，毛岸英当即请求。“可以。要快！”彭德怀又补充说：“请杜主任审定，赶快发往部队。”
摸黑回到宿舍，毛岸英点燃蜡烛，秉笔疾书。张养吾看到，他思路敏捷，文如泉涌：“……我军取得了初战经验，证明没有空军配合的人民志愿军，以它无比的英勇与巧妙的战术，同样可以消灭有空军配合的敌人……亲爱的全体同志们，歼敌良机摆在我们面前，能否取得胜利，关键不在飞机、大炮，而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一时机的难得，能否坚决执行命令。”当毛岸英写下“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落款时，已是11月1日拂晓。
张养吾回忆说：“杜平同志阅后提了意见，我和毛岸英又作了修改，最后是彭总批发的。这次最辛苦了，毛岸英接连干了30多个小时。”
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彭德怀任命了志愿军总部机关的部处级干部，并宣布成立司令部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直属彭德怀领导，负责作战指挥和文电处理，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彭总作战室”。办公室成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调来的成普、龚杰、徐亩元；还有一个就是毛岸英。
张养吾虽然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但他和毛岸英照旧不参加作战值班。
军人与老百姓之间，有时相差十万八千里。张养吾自从“阴差阳错”，跟随彭德怀入朝以来，深感自己“不是这块料子”。他缺乏起码的战斗经验，无法适应战时生活。因此，他找彭德怀“要求调一下工作”。彭德怀叫他仍回西安任原职，并决定调西北军区司令部的高瑞欣参谋来办公室工作。
毛岸英听说张养吾即将回国，多次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
11月16日下午，张养吾将他保管的机要电报移交给毛岸英。交接完毕，两人竟相对无语。张养吾难过地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沉思良久，正欲抬头，忽然看到毛岸英脚上绑着一只没有后跟的靴子。他想起来了：那是一个雪天，毛岸英脱下潮湿的靴子，放在火炉壁上，这只靴子的后跟被烤焦了。
张养吾默默地脱下自己的一双靴子，轻放在毛岸英脚前。“不。”“听话！”“给我写信。”
“写，还有任荣。”话到此处。又是沉默。
在过去的40天中，张养吾打心里眼里喜欢上了毛岸英，这不仅因为他是国家主席的长子，还因为他身上具有许多难能可贵的优点：满腔的报国热情，忘我的工作精神，刻苦的学习态度，突出的平民风格……
当然，在张养吾和一些人的眼中，毛岸英也有一些缺点。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因为经常工作或看书到深夜，所以有时早晨不能按时起床，因而不能按时就餐，按时防空。这也是张养吾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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