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中，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400亿丝路基金直接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地区如何开展金融贸易领域合作成为了“一带一路”的重点考虑事项。那么“一带一路”为金融业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又要防范哪些风险呢？鉴于此，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就“一带一路”与金融改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解读。
习近平提一带一路 风险与机遇并存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首次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设想的时候，成功与风险就一直紧密相连。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的涵盖国已经基本敲定，但未来种种不可预测的金融风险还是危机四伏，对此魏加宁分析了“一带一路”面临的四重金融风险。他称，首先，作为资金提供者，中国可能面临资金无法收回的风险。如果资金接受方发生政局变动，那么如何收回资金就是需要提前进行研究的现实问题。面对现实的问题，魏加宁也给了应对的方案。他称，中国可能应当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要注意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积极参与“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和“伯尔尼协会”（ The Berne Union ）等相关机制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巴黎俱乐部”是由主要来自工业国的官方债权人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宗旨是为面临支付困难的债务人寻求协调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而“伯尔尼协会”是国际信用和投资保险人协会，主要由国家出口信用机构组成。这两个机构可为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提供资金回来的保障。除了资金回收的风险以外，魏加宁又提出了第二项风险，他表示，中国作为产品提供者，国企的出击可能会带来双项危害。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带一路”项目由国有企业主导且成为唯一的受益者，可能会加速国有企业的合并与垄断，这会使国企改革出现倒退迹象。例如南北车的合并，虽然这样的做法是为了给国企在海外竞标提供便利，但是也会使中国的国际间接变为垄断，这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反，中国国企的进军对受援国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挑战，因为中国国企的进入相当于中国政府的进入，所以受惠国可能会存在心理上的戒备，这对中国顺利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加大了难度。对此魏加宁也给出了建议，他称，在规划“一带一路”战略方案时中国政府应该明确规定，国有企业不能因为“一带一路”项目而实施随意的改革，应该在规划之下才能参加该项目，以此来倒逼国企改革。此外，中国政府还应该多多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以减少受援国的戒备之心。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向海外投资，据商务部的调查来看，60多年来，中国对外援助高达4000亿人民币，而发改委的“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基金”的财政投入只有50亿人民币，科技部的“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资金更少，仅仅20-30亿人民币。面对这一数据，魏加宁表示，中国可能面临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风险。当过剩产品能够很容易地销售出去、过剩产能都被利用起来时，科技创新的脚步反而可能会放缓，会出现创新动力不足的现象。这就很有可能使中国沦为与日本一样的二流国家。为此，魏加宁建议国家尽快立法，规定一些底线，比如国内的技术创新投入不得低于对外投资或者对外贷款的增长速度，以此来确保国内的技术创新拥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除了以上三种风险之外，魏加宁还阐述了最后一种，他表示，国家决策存在风险。西方国家在做决断之前，通常是先由智库充分研究，在议会上充分讨论，最后决策，而事后还会对项目对评价，向议会和国民进行交代。而中国却与之相反，中国是领导先讲，然后由专家论证，接着是各部门争权夺利，最后大家一哄而上。魏加宁称，这种缺乏纳税人意识和监督约束机制的表现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新的债务隐患。十五年前，中国的债务人主要是国有企业，今天中国的债务人主要就是地方政府，针对这一现象，倘若中国不从现在起就注意加强风险管控，十五年后中国的主要债务人就很有可能变成了外国政府或企业。对此，魏加宁建议称，中国应该学习先进经验，加强风险的防范。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来后，社会各界纷纷进行了解读和论证，但是对于潜在风险的关注和对防范风险措施的研究还是稍显不足。中国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上还是更注重成就，而忽略了细节、风险和结果。就事实而言，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一带一路”风险评估，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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