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讲述的主人公名叫李植荣，河北顺义人，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入伍。后当上排长，随傅作义起义，接受改编，不久复员回家。1957年，李植荣被打成右派，成了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刚刚结婚6天，即被逮捕，判刑10年。他认为自己响应党的号召提意见，不应该算犯罪，于是上诉。那时，上诉就要罪加一等。于是撤销原判，改判15年徒刑，发配黑龙江劳改。李植荣幻想着通过刻苦劳动获得减刑，以便早日回家与苦等他的妻子胡凤兰和从未见面的儿子小早团聚。已经熬过13个年头，满刑在望，然而一件突发事件，却终结了李植荣的梦想也结束了他的人生。本文选自2006年第一期《黄花岗杂志》，作者陈世忠，原题为《国民党军人刘篪和李植荣之死》。
国共内战期间，大批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等待收编
希望今天的台湾读者、特别是今天的台湾国民党人，能够读一读这一篇记实报告。虽然这篇报告所记下的，只不过是1949年后，国民党人在中国大陆无辜惨遭迫害的两个最平凡不过的“故事”。
我在劳改队滞留十余年，经历的事情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其中印象较深的有刘篪之死和李植荣的被杀害。
我和刘篪相遇有一定的偶然性。那是1973年。当时我已经从黑龙江省泰来县第八劳改支队（对外挂牌为黑龙江汽车制造厂）出监，但是仍然戴着反革命份子的帽子。我患高血压病比较严重（210/130），被安排到新生医院住院，和其他刑满释放份子在同一个病房。房间里有八张病床。
有一天成吉思汗农场送来了几名患者，其他人的名字我已经忘却，唯一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刘篪，刘篪是一个身材颀长、面色红润的南方人。由于他在东北和内蒙古已经度过了几十年的劳改生涯，他的口音变得使我无法确定他原籍是什么地方了。光知道他是黄埔军校四期的毕业生，在国民党军队里资格算是比较老的。他原来在中华民国国防部担任中校参谋，职务不算高，但位置相当关键。解放后他在数难逃，被捕判刑，发配黑龙江劳动改造。
刘篪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说话有礼貌，态度和蔼可亲。从举止上看，他虽然历尽磨难，军人的风度没变。他患的是食道癌。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知道，劳改生活对犯人的种种摧残有许多是无形的。例如，长期吃不饱饭，劳动时间长，尤其农活忙时往往没有足够的吃饭时间，不得不狼吞虎咽，再加上心情压抑等等，久而久之，消化系统很容易得病。我本人就曾因为胃和十二指肠溃疡严重而动了手术，切除了80%的胃。我还认识几位“难友”，也是消化系统疾病缠身。
刘篪的食道癌需要动手术。由一位医术较高的李大夫主刀。刘篪平静地接受这种大手术。手术整整进行了七个小时，据说很成功。当他从手术室被送回病房时大家都很高兴。按理说，只要好好休息，得到好好照顾，他的健康是可以逐渐恢复的。而因为是同病相怜，我们同病房的患者之间，相互关怀和照顾的情形是颇为感人的。
天下有许多太巧的事情。不早不晚，就在他动手术前夕，他接到成吉思汗农场场部的通知，说是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对过去担任县团级以上的伪职人员进行特赦，不仅提前释放，而且给予他们公民权，每人还发一套新的中山装，以示宽大和关怀。刘篪是够条件的，也获得了这项“殊荣”，这样一来，他的身份就变得和同病房的其他患者不一样了。
就在他术后醒来和大家微笑时，医院院长来巡视病房了。院长来了就生气。怎么搞的，一个已经获得特赦的公民怎么可以继续和这些刑满释放份子呆在同一个病房里呢？阶级观念和政策观念哪里去了？于是，他不由分说，命令立即把刘篪转移到干部病房去。
当李大夫来巡视由他动过手术的患者们时，发现刘篪已经被转移到干部病房，大吃一惊，而且非常不高兴。要知道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大手术。我听说仅仅是刀口就得从前胸一直交叉地切到后背。所以患者根本不可以有哪怕是轻微的运动，更经不起像转移病房这样的折腾了。
果然，由于受到了过大的震动，刘篪的刀口恶化。而更要命的是他被换进了一个只有劳改干部才有资格住的病房。在那“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时代，劳改干部会怎样看待一个刚刚获得特赦的国民党军官呢？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丝一毫的“阶级感情”吗？别说是互相照顾了，就连倒个开水也不会有人管他的。所以他的病情急速恶化。而我们这些难友们曾经怯生生地主动提出照顾刘篪，不出所料马上被顶了回来：“干部病房是你们‘二劳改’去得的吗？”
没过几天，到了刘篪病危时，医院才破例地允许我们病房一个姓张的小伙子去伺候他。可是为时已晚，当天晚上刘篪就不行了。小张回来后告诉大家：刘篪头脑很清醒，没有任何神智不清的症状。小张问他有什么话要捎给亲属，他说不用了。过了不久，他就安安静静地走了。我们只知道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住在上海。
这是一个不大好听的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内容，也没有严刑虐待的罪恶。在那个年代，甚至可以说院长也是好心好意，但恰恰是那根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的弦，送了刘篪的命。尽管我对刘篪的了解不算多，但是我想，他作为黄埔军校四期的学员，在国民党军队里一定打过许多硬仗，他一定是一位抗日战争的功臣，可是新中国的建立，给无数像刘篪这样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结果是经历了漫长的劳改岁月之后，孤单寂寞地死在塞北他乡，给妻子女儿带来无限的哀痛和思念。我猜想，他的家属接到的肯定是一份简单的死亡通知书，说是刘篪因患食道癌经医治无效而去世。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否还在人世。就让我的这段不太愉快的回忆留给刘篪的同期同学和同事们作为小小的纪念吧！
不论怎样，刘篪是病死在医院的病床上的，从这一点说，他还算是幸运的。这要看和谁比！比方说，和同是国民党军官的李植荣相比，他就幸运得多。
李植荣是在1969年4月被解放军战士击毙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的劳动现场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犯的又是什么罪呢？这话得从头说起。
李植荣没有刘篪那么高的学历和资历。他出身于河北省顺义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四。国民党军队把他三哥和他当作壮丁抓去入伍，后来他当上了小小的排长，随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和平起义、接受改编，不久以后复员回家，按理说，“历史罪恶”即使有，也应该是一笔勾销了吧？可是不然！1957年反右开始，根据毛泽东的一句话：“言者无罪对于他们是不适用的”，李植荣也就在劫难逃。既然被打成右派，就得新账旧账一起算，成了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刚刚结婚才六天的李植荣被捕判刑十年。他觉得他是响应党的号召提意见，不应该算犯罪，于是上诉。而根据当时的法律，上诉本身就意味着不服判决，不服判决就意味着对自己的罪行缺乏认识。而在人民法官眼里，是否认罪是量刑的重要标准之一。既然李植荣不认罪，就说明他罪加一等。所以他上诉的结果就是撤销原判，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发配黑龙江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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