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匈奴（Xiongnu）与欧洲历史上的匈人（Huns）之间有何关系，学界聚讼纷纭，舆论则普遍认为两者族属相同。不仅如此，还有一个荒谬的“历史事实”广为流传：匈奴被汉朝打出了东亚，他们逃往欧洲，把怒火抛向了日耳曼蛮族，然后偌大的罗马帝国，就被这些连匈奴都打不过的蛮族覆灭了。可见相比中国来说，罗马真可谓是“弱爆了”。2015年4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刘衍钢在题为《匈人史及欧洲游牧民族的活动模式》的讲座中，详尽讲述了匈人的历史，厘清了诸多繁杂与有趣的问题，匈奴与匈人之间没有关系，不是一种人。以下为讲座的文字记录。
意大利帕维亚地区一块刻有匈人伟大领袖阿提拉的石板。上面文字意为“阿提拉，神的祸害”
游牧与农耕民族的争斗，可没“影响整个人类文明史”
讲座伊始，刘先生便指出国内学术界对游牧的概念存在着严重误解，这导致有关研究人员乃至通行教材在述及相关史事时常常出现混乱。
英语里的“游牧民族”（nomadicethnic）一词涵义比较宽泛，起初是指活动于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中的族群，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族群则是另外一大类型，古典欧洲史料一般都不加区分地称呼他们为“斯基泰人”（Scythians）。
“游牧与农耕民族的争斗，伴随了整个人类历史”这一说法流行已久，却完全错误，原因就在于“游牧”与“畜牧”两个概念被混为一谈。游牧，指的是某族群带着大批牲畜，“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游牧族群出现时就属于铁器文化，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青铜时代。
公元前800年左右，农耕世界确切知道游牧民族的存在，是时人类古代文明史已经过去一半了。当游牧文化传播到农耕草原地带，就迅速取代了原有粗犷的农耕文化，因为在相同面积的草原上前者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鄂尔多斯草原即是一例。公元前2000年以前，鄂尔多斯草原上有不少农业人口定居，但随着气温降低，很快就人迹全无，直到游牧文化传入，人类才可以再次在此生存。学界普遍认为，一个文化中若出现了文字、城市与金属冶炼技术三者之二，即可以称之为文明；判别文明的先进程度，也主要以这几项要素的发达程度为准绳。但恰如culture（文化）与civilization（文明）的词根涵义分别为耕种与城市，反映了农耕文明的评判视角一样，以上述三个条件作为原则，也只会得出有利于农耕文明的结论。
另外，主流观点还认为游牧文化的经济不能自理，所以游牧世界普遍要求“于南方开边市”，而且正是在与农耕世界的战争与交往中，游牧文化产生了帝国模式。虽然这种观点遭到不少学者，尤其是蒙古学者的反对，但它的确可以解释许多现象。
刘衍钢认为，一切农耕文明史料中对于游牧文明的记载，都是以自己的视角出发的，所以游牧民族总是被描述为反复无常，不守信用----实际上，这是因为游牧族群内部往往非常松散，外部的条约体系对内部的约束力极小。不幸的是，关于游牧民族的现存史料，大多是由农耕民族记录的，这要求我们在描述、解释游牧民族的历史时，一定不可以不加辨别地拿来就用。
匈人和匈奴没有关系
学界对匈人的历史有多种叙述模式，但无论怎么计算，其活跃时间最长都不超过100年，更别提这会对欧洲和世界历史产生多大的影响了。
公元370----375年匈人才出现在欧洲，但没有任何确切史料记载过他们是从何处来、又是怎么来的。当时欧洲大部分草原均为哥特人占据，哥特是农耕民族，很难在阿兰人占据的顿河以东沼泽地区生活。匈人越过顿河入海口，首先降服了阿兰人（Alans,中国史料称之为“阿兰”或“阿兰聊”），之后又与他们联合击败了哥特人。
西哥特人因此被迫越过多瑙河，请求迁入罗马帝国境内，东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也希望用哥特人充实自己的军队，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罗马士兵虐待哥特移民的事情时有发生，加上罗马帝国在多瑙河流域兵备薄弱，数量庞大的哥特人很快发动暴乱并屡败罗马军队。瓦伦斯迫于无奈，只得率军亲征。
随后便爆发了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阿德里安堡会战，经此一役，罗马帝国的军事优势彻底丧失，东罗马帝国陆军几乎全军覆灭。不久之后，西罗马帝国灭亡。但这场战役的意义被过分夸大了。比如学界普遍认为它是中世纪战役的开端，并直接导致了罗马步兵方阵的衰落，但实际上，当时参战的匈人骑兵数量极少，不可能发挥决定战争胜负的作用。
除了与罗马连绵不断的战争，匈人也攻击过波斯帝国，只是没有成功。
匈人势力鼎盛于阿提拉王朝时期，并建立过统一国家，但这种局面仅仅维持了不到五年。阿提拉死后，他的儿子们立即瓜分了部落，匈人又回到了内斗不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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