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的整人“哲学”
王稼祥、刘少奇、高岗
对高岗稍有了解的人，都说高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学”。他曾经向别人“传经”说：“反对别人，不能无准备，一定要积累下足够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为整倒刘少奇，高岗从1949年起，就十分注意刘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因此，刘少奇于当年4月在天津同资本家的谈话、8月在东北局涉及有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讲话、1950年初关于东北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的谈话，都被他作为攻击刘的“炮弹”加以收存，并在干部中散播刘少奇“右倾 ”的流言。与之同时，高岗逢人便吹嘘他本人如何正确。他在东北局会议上公开地讲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责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以显示他高岗在毛泽东面前如何得宠。
“三反”运动期间，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以“东北一党员”的名义向中央写信，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此信于1952年1月27日，由当时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转呈给毛泽东。毛随即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使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故意给他抹黑。不久，鞍山钢铁公司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财委（陈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组织了一个联合检查组去鞍钢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高岗认为，这又是薄一波故意在挑东北的毛病。财经会议发难
在高岗眼里，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区工作的，属同一个“山头”。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分散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右倾”思想，又从组织上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这在高岗看来，刘少奇、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已经“失宠”，拱倒他们的时机到了。他公然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年6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原本是为了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和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解决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5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说：财政会议，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薄一波根据毛的指示于5月22日起草了会议通知。后来，薄一波回忆说，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
6月12日晚上召开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的报告。他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地方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主题是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讨论。
13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由于一些地方负责同志对新税制意见较多，高岗趁机鼓动一些同志“放炮”。据后来陶铸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陶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高岗在与会干部中鼓动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进而诬蔑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吹嘘毛泽东如何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还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在高岗的鼓动下，会上批新税制的温度越来越高，上纲上线。如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会下也有好多议论。
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12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7月13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实际上周是在向与会同志打招呼，指出前段会议情况有些不正常，希望大家注意。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这样，薄就成了“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也骤然紧张了起来。
高岗根本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指责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硬把薄一波的主张说成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然后，高开始指桑骂槐地影射刘少奇，把刘少奇说过的土地改革以后，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民的主要思想顾虑是害怕“冒尖”，因此要向农民宣传长期保护富农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等言论，加到薄一波的头上，指责薄的在1950年到1951年宣传，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高岗还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建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责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并且把李立三也拉了进来，说李也有这种观点。然后，趾高气扬地质问说，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接着高又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口气教训人说，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如果说，在农业互助合作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思路，这在1951年秋就已统一。何况刘少奇、薄一波的主张也就是毛泽东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主张。高岗这时把党内早已解决了的不同认识的分歧重新挑出来，并歪曲成刘、薄主张走发展富农的道路，这显然就超出了党内开展正常批评的范围。
毛泽东的结论
由于会上批薄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使周恩来很难为会议作结论。他是政府总理，又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与会议的气氛不合，难以通过，并有为自己开脱和庇护薄一波之嫌；话说重了，那正是高岗所希望的。毛泽东看出了周的难处。7月下旬，毛针对会议出现的问题，为开好后期会议并作好结论，他指示周恩来“搬兵”。毛对周说，结论作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当时在北戴河休养，与会的一些同志去看他，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中财委有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7月27日，陈云回到北京。在8月6日举行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陈云发言，他指出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他为薄一波修正税制未向他请示作了解释，他说，去年11月25日，中央决定要我集中力量搞五年计划草案，并于今年2月15日向中央全会作出报告。因此，我当时就向中央报告，为集中全力搞五年计划草案，中财委工作统统交一波同志负责。所以，一波同志在新税制问题上没有问我也是有原因的。陈云还明确说明：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8月3日，邓小平回京后，也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在陈云、邓小平讲话以后，会议气氛有所下降。8月11日晚，周恩来作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结论报告。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点明，3月10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高岗在会议期间的地下活动虽然得到制止，他想一锤子把人打死的企图也未得逞，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使高岗依然在政治上占了上风。
南下游说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提出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
同时，也在考虑新的国家机构是否按苏联那样，设置部长会议；党中央是否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
中央正在酝酿组织方面的这些重大问题的情况，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岗当然是知道的。既然在财经会议上，他在政治上依然是得分者，当然就想“趁热打铁”，把这个“胜利”落实到组织上。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就经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他时而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个人了，对某某又进行批评了，捏造说毛主席讲过某个同志为恶霸；时而又吹嘘说毛主席对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经济工作，如果他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来攻击别人，抬高自己，造成人们对他的错觉。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进行积极活动。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捏造说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当。以暗示别人把他推上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