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透纷繁复杂变化无常的中国经济，必须要有一双能穿透迷雾的眼睛。只有看清了根本问题，才能对现实经济生活中铺天盖地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作出基本的判断：哪些是在往前走，哪些是在犹豫；哪些是既得利益在作怪，哪些是不得已而为；哪些事能顺利畅快，哪些事只能力不从心；哪些是在改革，哪些是在倒退；哪些事该推波助澜，哪些事该退避三舍。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新常态”的总方针，是针对吃老本争利益的末路经济走投无路而提出来的，其核心是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从全局的、整体的、宏观的根本和层面上看，中国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必须解开经济的五大死结。这些死结不解开，生产力无论从制度层面讲还是技术层面讲都难以得到有效的解放，人的活力就激发不出来，经济生活只能在传统的吃老本争利益的低级层次兜圈子，直到窒息。
重不堪负的巨大的财政负担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切肤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官最多，中国的官权力最大，中国的官惹不起。从数量分析角度看，中国官民比，即吃财政饭准财政饭的人与其他人群的数量比例，全世界最高，高得惊人。
以1999年统计的官民比为例：中国是1：30人（有人称为1：26，整个7,000万左右人），印尼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比例最高的们列第一中国的官民比，是第二名印度的3倍。
过大的官民比必然导致行政成本的巨大，大得国民经济难以承受。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在人大会上的建议中列出多组相关统计数字：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约28倍；
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叶青说，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至6%.
以下是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管理费（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国（2000年）25.7%
要使约7000万人（相当于两个半澳大利亚国家人口）吃财政饭准财政饭的人口先有饭吃，其中的一部分还要吃得好，还有一小部分人不仅要吃好喝好想吃啥吃啥还要拿得多拿得好，就成了政府考虑决定一切经济政府最初的出发点。
这样的出发点一开始就紧紧地掐住了国民经济科学布局的喉咙，为此出发点所付出的努力几乎把所有的政府都折腾得筋疲力尽。对绝大部分地方官员来讲，最无奈的、最烦恼的，就是如何保证基本的财政收入，一开始就非常过分的财政收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经济的扭曲不能全怪官员无知无能，而是官员没有选择然而必须要努力达到的可以拖死人的畸形财政。
权力对市场的摆布堵塞了经济创造的源头活水
权力本身是对自由的否定，进而是对创造的否定，对市场的排斥。问题在于由于历史发展水平层次的限制，我国仍旧处于权力社会的落后发展阶段。只
要权力不被关入制度的笼子，市场注定是不能完整发育起来的。这既是逻辑，亦是历史，更是现实。
经济的本质是资源优化配置，经济的意义在于创造，而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创造，都离不开在规则之下的市场自由竞争。
因此在权力社会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本质上讲是没有源头活水的，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吃老本、争利益的落后发展阶段。这一点从根本上掐住了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命脉。
权力通吃 加剧两极分化
中国最富裕的，不是商人，而是权贵。这方面是不会有统计数据的，但只要脑袋正常不进水，谁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光从被抓出来的贪官们的依法数字，百万级的算是小苍蝇，是小儿科，千万级的才算是像样的贪污，上亿级的连小科级干部都可以实现，而百亿级千亿级的也并不鲜见。更让人不愿意联想的是，被抓出来的贪官到底只是事实上的贪官的多少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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