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王反腐是否在踩刹车？恐是过去两个月间舆论场中对于中国时政争议最多的话题。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笼中三虎”自4月份后音讯全无，官方口风甚近，再无提及。传说中的“军虎”郭伯雄也稳坐钓鱼台，毫无“倒台”迹象。高层打虎看似风平浪静，基层反腐如火如荼，大量厅局级官员落马，反腐“下沉”迹象明显。而平淡的反腐话题，近日却因为中纪委网站的一篇文章再掀波澜。以至于一种声音开始在海外出现----反腐的方向性、目的性是否需要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进行一次大讨论？
郭伯雄
讲政治 顾大局
反腐“踩刹车”的言论终于再5月末开始“破产”，久未刷新的反腐记录因此再起变化，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应声落马，他成为了第15名被查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目前，“十八大”以来已有四名十八届中央委员被查，另有11名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落马，而与仇和、李春城等人相比，余远辉在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排名中还相当靠前。此外余远辉还是第八位在任上被调查的省会城市市委书记。此外，中国军方29日对外公布近期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况信息：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傅怡因涉嫌严重违纪，2015年1月军委纪委对其立案调查，2015年4月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明贵因涉嫌严重违纪，2015年1月军委纪委对其立案调查，2015年5月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这令军队反腐行动中被打军级“老虎”数达35个。尤其是傅怡与郭正钢在浙江省军区有数年交集，郭伯雄案会否再起波澜，值得关注。
但是5月反腐，真正吸引眼球的是5月25日中纪委一篇题为《讲政治 顾大局》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引起舆论的关注，是因为此文的行文风格，与近两年中纪委雷厉风行敦促反腐不同，喊话对象也不是党政官员，而是纪委干部自身。其中的一些字句更是在“反腐遇阻”的大环境下引人联想翩翩。文章开宗明义，开篇就称“纪律检查机关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党在一个时期的政治任务来开展。”读者看来，其言外意即中纪委今天所进行的反腐工作，实则是当下中共的“政治任务”。正是基于此意，中纪委的“笔杆子”以罕见的语气对“讲政治，顾大局”进行了极端化的强调。例如称“纪律审查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的纪律审查是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必须时时刻刻绷紧讲政治这根弦”。尤其是其中“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在党中央和同级党委、上级纪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对违纪违法干部的审查都是经中央和同级党委批准进行的，历来如此”，更是让人无端怀疑，是否是今天的纪委部门出现了没有“经中央和同级党委批准”的情况，才会有此论出现？
更加让中纪委此文动机悬疑重重的是，文章刻意的谈起了“程序正义”，称“重程序是讲政治的具体表现”，“无论对哪个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必须把规矩进一步明确起来，加强请示报告。这不是一般的工作程序问题，而是政治立场、政治纪律问题。管纪律的更要守纪律、守规矩。纪律审查进展情况特别是拟立案、重点初核案件，要事先向分管领导报告，分管领导也要及时向主要领导报告，之后再正式行文请示。决不能先斩后奏，更不能搞倒逼、‘反管理’，把事儿办得差不多了，甚至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再往上一端”。
如此直白的表述背后，是舆论对于中纪委反腐是否已到节点的猜疑。这种猜忌并非空穴来风，三年反腐，如狂风卷沙，风暴、地震一场接一场。虽然从开始，高层就不断放言，反腐绝非一场“运动”，但是大河涛涛，必然会泥沙俱下。粗略总结，反腐过程中，或已出现了三对矛盾。分别是程序正义与办案求急求快之间的矛盾，党委领导与纪委独立之间的矛盾，纪委办案人员有作为与乱作为之间的矛盾。
三对矛盾
细数三对矛盾，程序正义与办案求急求快之间的矛盾最为凸显。程序正义被中纪委视为“讲政治”的具体表现，习近平曾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中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大势逼人，为了追求办案效率，求急求快难以避免，甚至出现了“警惕以程序正义的名义阻滞反腐大业”论调的出现，实际操作可能就会出现“先斩后奏”、“倒逼”、把事儿办得差不多了，甚至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再往上一端的情况出现。
党委领导与纪委独立的关系也是这次中纪委此番施力之处。“纪委独立”并非新论，自周永康案破除“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起，扩充中纪委权力的信号频频放出。在地方上，纪委书记在党委班子中扮演角色逐渐吃重，“机构整合，垂直管理”在组织架构上让地方纪委完成“涅槃”，渐有独立之意。在2014年3月两会之后，中纪委网站就刊出一篇题为《世界反腐败机构：独立性是生命线》的文章，强调反腐败是对权力掌握者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反腐机构必须机构、人事、财务独立，才能具有权威性。7月初，《人民日报》亦撰文称，中纪委将向中央级的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这被外界认为是中纪委纪检组从以前只能向国务院以下机构派驻，提升至中央直属机关层级，无疑是中纪委地位提升的明显讯号。对此有媒体喊出，中纪委亦不断释出独立化讯号，甚至有预期未来将独立于中央，成为中共“党鞭”，将反腐制度化。
但是这些论调让纪委正在从曾经的“龙套”走向另一个极端，脱离党委，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共的政治需求的。在地方上，已经出现了纪委干部目中无人，高看其他党委成员一眼的情况，让其他基层干部“敢怒不敢言”。正是基于此，中纪委才会在《讲政治 顾大局》中“鸣金”，对纪委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鼓与呼，称是“历来如此”，不容有变。
至于纪委办案人员因为过于追求有作为，最终异化为“乱作为”的情况，也不罕见。早在2012年薄熙来案审判期间，薄熙来还在庭上自爆遭到中纪委的刑讯逼供与威胁。薄熙来说他遭受到中纪委数百次审问，期间曾不堪重负晕倒27次；他还表示曾遭中纪委的威胁，当局警告薄熙来，若他不认罪，谷开来会被判死刑，儿子薄瓜瓜会被遣送回国。薄氏所言是否属实至今难以证实，不过一石激起千层浪，从那之后，对于纪委干部可能在“双规”期间进行“逼供”的批评一直存在。相关案例也层出不穷。例如2013年4月，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法院原副院长兼执行局局长贾九翔在"双规"期间死亡，家属称其遗体眼睛、脸、肚子均肿胀，全身多处青紫。6月19日，湖北省黄梅县地震局局长钱国良又在"双规"期间死亡，家属称其死亡时全身布满伤痕，并将照片曝光于网络。官场反腐，高层用意或非“运动”，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谁也不能担保“乱作为”情况能销声匿迹。官场因此反弹，纪委因此“刹车”，也就成为可能性极大的一种猜测。
“势”之胶着
高层打虎或许步履维艰，官场反腐也有可能进退失据，今日之现状，不禁让人想起此前中央层面对于反腐态势“胶着”的判断。2014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习近平称，反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而5天前的2月7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内部讲话中也透露了相同的观点，称“减少存量，遏制增量，这个任务还很大”，并还称现在的反腐态势是“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而此前的2014年8月4日，《长白山日报》曾在头版报道称“习近平总书记对反腐败形势有一个新提法，就是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加之胡木英在2014年与2015年红二代北京新春团拜会上的讲话，“这场斗争极为复杂，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会利用手中权力反扑”……当下“反腐下沉”现象，另一层的解读就是高层打虎日渐平淡。舆论推断，是否正是因为这种“胶着”，使得周、徐、郭三案止步不前，也正因此坊间对于中纪委遇阻力，“踩刹车”的说法喧嚣尘上。
实则不然。从习近平和王岐山的讲话可以判断，高层对于“胶着”的判定，更多的是对当下反腐大“势”的定性，而非仅仅拘泥于一案一事。反腐实则是从腐朽官员手中“夺利”，这群人视财如命，剥夺其权利、财富无异于与虎谋皮，必需杀虎。以周永康案而言，此案已办成铁案，想来高层之间甚至退休元老已无人为其“说话”。但是放眼官场，因为反腐使得中基层官员为官不为，消极对待情况层出不穷，这种与中央“拉扯”才是习王口中所言之“胶着”。
有一点可以断定，中纪委《讲政治 顾大局》剑有所指之意明显，也颇有自省之感。或许在中南海的认知里，反腐的确已经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如何让这场风暴继续下去，也到了一个需要辩论的时刻。以此而论，今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在众多现任高层和元老齐聚一堂之际，通过对反腐的重新辩论、认知，讨论反腐如何续力，继续推进，讨论如何通过让反腐更好的为党建服务，继续增加社会对于中共执政的认受性，将成为一个观察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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