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策的走向，还是要向交往交流交融方向努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而不是再去强化和细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分，把这种界限划得越来越清楚。
朱维群阿来对话：过分强调民族差异 不利于国家认同形成
不久前，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四川藏区调研期间，与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就其创作的历史纪实文学《瞻对》进行了对话。此次对话由《瞻对》的创作缘起和思想脉络展开，进而涉及四川藏区发展与稳定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并对我国少数民族工作的未来趋向进行了探讨。
阿来在创作中，通过对史料梳理，进一步判定“藏独”观念并非藏人固有，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英国入侵，及受二战前后英属印度独立运动的影响，一些人才有了脱离中国的政治诉求，并通过宗教势力将此诉求扩散到其他藏区。民国数十年，由于中央政府对西藏实际控制权的削弱，更强化了此观念。
朱维群与阿来由此谈到中国现今的民族识别问题。
在阿来看来，历史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边缘本是模糊的、有弹性的，这种模糊带来的弹性正是交汇融通的可能性，本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有利条件。但我们的民族识别和一些措施使公民的民族属性过于清晰，行政区划又使民族地域概念过于清晰，把文化上的弹性、过渡性地带弄没了。阿来认为，民族间差异越被过分强调，国家共识与认同的形成就越发困难。
朱维群指出，时时处处强调和提醒人们的民族身份，造成一些地方少数人闹点什么事，很容易就上升为“民族问题”，进而导致法律效能打折扣，解决办法或者偏向于对特定民族的成员采取防范措施----其后果是易引发少数民族人群不满；或者偏向于妥协迁就----其后果又往往是引发内地人群不满，导致原本很“皮实”的民族关系变得越来越敏感。
阿来强调，“我不需要因为民族身份在工作中受特殊照顾，也不希望因民族身份而感到我不能在这个国家享受和大多数人一样的平等的公民权”。
二人还就现今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制度作了思考，指出个别政策有待研究。
政府为促进少数民族教育，设置了民族院校、民族中学、民族班等教育制度，把一些孩子集中到内地大城市上学，原本是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促进民族交融的好办法，但到内地依然把这些孩子圈在一起，加之异地陌生环境的无形压力，使他们更加抱成一团，结果是这个小社会的封闭程度比原先当地那个大社会还要厉害。对此，阿来指出，类似教育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在某一时期有其必要性，现今随着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的大幅提高，仍把青少年学生按民族身份圈在一起，分开教育，事实上是在强调差异，不利于国家共识的培养与形成。他还指出，考虑到基础薄弱，民族学生可以降分录取，但毕业时不能降低标准，否则会使得少数民族孩子永远摆脱不了低水准、受照顾状态，难以建立竞争自信，“民族教育要把学生放到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去”。
阿来强调，增加文化共性，增进国家共识，文化教育要走在前面，“文化教育不走在前面，没事的时候不闻不问，有事时，就是维稳力量冲在前面，这既无助社会长期的安定发展，也授人以口实”。他呼吁，民族地区学校要有至少占三分之一的外来师资。
中国各藏区，论物质条件与民众生活水平，相对几十年前，其提高程度何止十倍，改革开放后更是成绩斐然。但缘何这些年“藏独”意识仍然在一些地方滋长？阿来认为，只从物质层面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并不能解决国家认同问题。认知与认同，要靠文化教育长期春风化雨式地建立。
对四川藏区的长远稳定问题，朱维群指出，关键在于培育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管理方式，输入现代文化教育，健全现代社会各项服务，打破封闭半封闭状态，从而增进藏民族对四川、对全国的认同，不如此恐难从根本上摧毁“藏独”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性基础，亦不能彻底摆脱藏区几年一乱的循环。
朱维群阿来最后就民族政策的走向作了探讨。
在阿来看来，新中国建立以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及相关民族政策，总体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国际形势及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意识形态均已发生很大变化，民族政策的一些部分，也到了进行适度反思与改进的时候了。
朱维群强调，民族政策的走向，还是要向交往交流交融方向努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而不是再去强化和细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分，把这种界限划得越来越清楚”。
朱维群与阿来对话实录：
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
----由历史纪实文学《瞻对》引起的对话
朱维群 阿来选择瞻对是因为其历史充分反映
川属藏区社会特殊的复杂与纠结
朱维群：《瞻对》这本书，起初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推荐给我的，建议我写篇书评。我读后很喜欢你这本书。为什么呢？因为它对我们的现实工作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989年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第一次进入四川藏区，从康定过折多山，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诸县，直抵金沙江畔，与西藏昌都地区隔江相望。后来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由于分管涉藏工作，去四川藏区的次数就多了，其中2012年从甘孜县南下理塘，沿途林密山高，恰恰是《瞻对》所述故事的发生地，今新龙县地界。那几年我奉命多次同十四世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对方领头的就是书中所提及的瞻对地方头人之一甲日家族的后裔。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中，出身四川藏区的颇多。
因工作需要，我也常常涉猎甘孜、阿坝一带近现代历史，感觉这片由雪山、森林、草原、峡谷构成的僻远而多彩之地实在是一座有待挖掘的历史研究富矿。历史上这里充满了大小土司等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地方世俗势力与寺院势力的矛盾、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及四川当局的矛盾、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及四川当局的矛盾……非下大功夫不能理清其中关系。这些矛盾纵横交错，经常导致社会动荡甚至战乱，有清一代牵制了朝廷大量精力，而朝廷对这一带的治理又影响到大西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同时我也感觉，历史上这些矛盾至今还时隐时现地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某种作用，以致四川藏区今天发生的一些事件，其影响力往往超出这个地域，甚至引起中央的特别关注。那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如果有人能把这一带历史写清楚，将是一件对现实工作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也将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
你在大量翔实史料和实地调查基础上，用纪实的笔法，把两百年来瞻对地方的历史作了一个准确、形象、简约的梳理，又进而把笔锋扩展到今天甘孜州乃至整个川属藏区，并涉及到历史上这一地域与西藏的关系。诚如你所言，“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本”。我一向以为，我们今天涉藏政策的设计和施行，必须同每个具体地方的历史和现状紧密结合起来，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才能避免陷入历史上那种持续百年的循环，才能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每个地方发生实质的变化与进步。
那么，你是如何选择瞻对这么个小地方作为你这本书的起始点的？
阿来：这种认知的取得，在我来说，其实经历了一个挺长的过程。二十多岁的时候，读中国大框架的历史之外，渐渐对地方性的小历史发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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