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共内战正酣，桂系巨头黄绍竑劝说同僚白崇禧反蒋投共，但遭白崇禧反对，他引用诸葛亮名言正告黄绍竑：“我是汉曹不两立的。”本文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原题为《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黄绍竑曾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湖北省政府主席，监察院副院长，立法委员，军长、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1949年投诚中共。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1966年自杀。《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全文如下。
白崇禧
新桂系于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打败以后，局处广西一隅，然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时起时伏，交替上演，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前后，矛盾激化，争斗达于高潮。一九四八年年底，白崇禧利用淮海战役胜负未决的时机，迫使蒋介石又一次下野，李宗仁以副总统代理总统职位，桂系又一度名义上掌握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政权。我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过程中是策划人之一，后来又是李宗仁所派和平谈判代表之一，现将这一时期的亲身经历追记于下。
一、坐观风向待机而动
在记述这一时期的史料之前，先得谈谈我自己在那几年的活动简况以及所见所闻，俾可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正当蒋介石在他发动的内战中节节失败之时，我采取“等着瞧”的态度坐在一旁观望风向。张群当行政院院长时，极力保荐我当粮食部部长，要蒋介石亲自下手令。蒋说：“季宽（我的别号）近来有些变样了，我看他不定会干的，最好先征求他的同意，免得把任命状退了回来不好看。”于是张群派徐堪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本着旁观的主意推辞不干。徐堪大为生气，说：“你与岳军（张群别号）先生这样的交情，与委员长这样的关系，现在正是紧要关头，你想置身事外，怎样对得住朋友，对得住党国！谁都知道你对粮食素有研究，都希望你出来负此重任！”他接着又说：“假如财政上有困难，我一力承担。”他这时任财政部部长，说这话时还拍拍胸膛。他见我仍是摇头，于是带着哀求的口吻对我说：“你不愿干，我怎样回报委员长和张院长呢！”但是，随他怎么说，我仍是坚决不干，他只好拂袖而去。一九四七年年底，据说明年定为“行宪年”。所谓“行宪”，就是要选举大总统，实行总统制。这样，我想用来观望风向的地位（那时我任监察院副院长），不复存在了，我又作什么打算呢？
我既不是“国大代表”，又不想当部长，干什么好呢？那时，正值要选立法委员，我想当个立法委员很好，既不要负责，又便于观望风向，还可以“放大炮”攻击别人。这不但与桂系历来的立场相符，并可凭借桂系的本钱搞出一些名堂来，于是我决心“竞选”立法委员。
我既想“竞选”立法委员，自然也得学学欧美的民主选举方式，回到自己的选区（广西梧州、玉林地区），进行竞选。于是我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乘飞机先到广州。那时广东的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是“国舅”宋子文。我到的那天正是星期六，宋子文到香港渡周末去了。据说，宋子文自到任后，对广州的生活不习惯，每星期六都要到香港去渡周末，星期一上午才回来。因此，那天到机场来接我的只有绥靖公署的五个副主任，还有省府人员和我在广州的一些友人。
宋子文之到广东当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原因是很复杂的。第一，宋子文原是回都后的行政院院长，自被孙科的立法院迫下台后，没有什么事可做，蒋介石一时又无法安置，只好安排他到广东去。第二，广东内部军人派别斗争闹得很厉害，各不相让。广东自大革命北伐后，一直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系统所争夺控制。始初以李济深为首，统辖广东军民两政，后来日益发展，遂分裂为以张发奎为首的前方第四军（陈铭枢的十一军，亦为前方四军发展出来的，以后成为十九路军），和以陈济棠为首的后方第四军。陈济棠统治广东的时间最长，陈倒后为余汉谋。一九三零年，张发奎曾联合桂系欲以武力夺取广东，失败后仍不甘心。抗战前期利用汪精卫的关系，前方四军系统的李汉魂争得省政府主席，虽说团结抗战，而余汉谋、李汉魂内部之争仍是很剧烈的（亦即前方、后方四军之争）。李汉魂表面似很老实，而内心计谋颇深，是前方四军政治活动的核心，而且旧文字亦很来得。一九二九年，张发奎在宜昌的讨蒋通电，就是他的手笔。他的夫人吴菊芳，是当时妇女活动的头面人物。她的活动不仅是妇女方面，而且涉及全国政治方面。广东省府迁驻韶关时，吴菊芳的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尊称她为“吴菊老”。
蒋介石将宋子文放到广东去，表面上虽为调和双方的斗争，而实际上是想由广东佬的手里把广东军政大权夺回来。蒋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余汉谋升为空头的全国陆军总司令，而实际上余汉谋只能在浙江徽州任闽浙边区绥靖主任。蒋随后又委张发奎为广东绥靖主任兼胜利接收大员。这样，广东省的军政大权似乎尽落在前方四军的手里，因而更引起后方四军系统将领的不满。蒋介石于是又借着接收敌伪财产（以陈壁君为最）的大贪污案，把黄埔系的绥靖副主任莫予硕枪毙。这个大贪污案，张发奎虽没有受刑事处分，但不能说没有责任和关系，于是张（绥靖主任）、李（省主席）的地位都动摇了。蒋介石岂肯再让其他广东佬来做，遂造成宋子文一箭双雕的机会。第三，宋子文认为广东是一块肥肉，那里的敌伪财产仍旧不少，尤其是香港广东银行的外币存款很多，他要拿到手里作为资本（后来宋成为广东银行终身董事长）。第四，那时蒋介石见北方的军事节节失败，为了巩固后方“革命”策源地起见，遂把他的大舅子拉出来，认为宋子文原籍琼州是可以堵广东人的口的，以为这一下就把广东的内部问题解决了，把广东和南京中央打成一片了，作为反共可靠的大后方了。
宋子文对于广东省政府，自有他的一套人马，是容易解决的，而对于绥靖主任则煞费苦心。他对于军事，以前虽有过野心，想办税警团独树一帜，却为蒋介石及黄埔系所粉碎了。这时他当然再不敢把那一套搬出来，于是设了五个副主任算是他的助手。五个副主任是什么人物呢？香翰屏既代表陈济棠派又代表余汉谋派。章达也是这一派的。邓龙光是兼代表张发奎、薛岳派的。徐景唐是代表李济深派的。梁华盛是代表黄埔系的。这五个副主任，广东社会上叫五条裤（粤语副、裤同音），也就是说宋子文的绥靖主任是穿着五条裤做起来的。
在广州，我还见到李大超和他的老婆王孝英，他们都是国民党中委，王孝英还兼广州妇女运动会主委。此外，我还见到吴铁城的胞弟吴子祥（广州税务局长）。这些人是以前同我在上海玩惯的朋友，他们请我到爱群酒店八楼去跳舞。他们是那个酒店的股东，由南京国民党中委陆幼刚出面做经理。在跳舞中有人对我说：“要跳就多跳几晚吧！再过几日就没得跳了。”我问为什么呢？他们说：“宋主任命令广州从明年一月一日起禁止跳舞。”又骂他：“蓑仔（指宋）！个个礼拜六都要到香港去渡周末，难道不是和女人跳舞吗？为什么广州就要禁舞呢！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次日，李、王、吴请我对宋子文说，最好收回成命，或展期执行。因为广州舞女总数在五百以上，一个舞女养活五口之家，一下禁绝了，又不能迅即转业，这样马上市面上就有两千多人失业。加上靠舞厅吃饭的人数总在三四千人以上，这样多失业的人怎么得了。王孝英说：“我做妇女运动会的主任委员，对于这个问题真不好办，怎能在短期间内找到许多她们适当的工作呢！”我想我正想当立法委员，代表“民意”何妨就拿这件事“为民”请命呢！
宋子文由香港回来了。我照例要去拜访他，除了一般应酬话之外，我问听说广州快要禁舞了？他说：“是的。因为有人（可能是指陈济棠，因陈济棠统治时期是绝对禁舞的。广州的舞禁是抗战胜利后才开的）打电报去南京，南京有电报来要禁，不得不禁。”就他言外看来，禁舞是被动的。我说：“跳舞如要禁的话，也不能禁得过急，否则会造成社会上许多人失业，于省政税收固然是不少损失，于‘剿共’更是不利的。”我又说：“上海靠近南京，那里不是日夜照样跳舞吗？为什么广州就要禁呢？”他说：“这事我没有成见，是南京来电要禁。既然季宽先生你说上海还没有禁，那末，在广州把禁舞日期展长一些，再看看以后的情形好吗？”他算是答应展期了。我认识宋子文二十多年，在财政方面同他打了不少交道，颇知道他的脾气。他有时固执己见，一点也不能通融，有时也很好商量。一九四七年夏天，广西西江上游遭了大水灾，当然广东下游也受到影响。我在上海筹集赈款，请了上海的闻人和有名艺人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孟小冬等参加助赈。我去同宋商量，组织一个两广水灾筹赈委员会。他同意了，并说这样做筹不到几个钱，最好请政府准在两广货物税上加几成，收几个月，大笔的款就有了。他还说他可以向财政部说，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当然他所以慷慨答应负责，并不是为了两广的灾民，而是于他个人大有好处。
一九四八年元旦，宋子文在省府开了一个盛大的茶会。过去长期统治广东的“南粤王”陈济棠，和刚被宋于文挤下台来的前广东绥靖主任张发奎，还有我，都到会。大家见面，说说笑笑，举杯预祝“勘乱”的胜利，其实谁的心里都有不同的想法。我随即坐飞机去桂林。
由广州到桂林，飞行不过一个多钟头。我心里想，这是抗战后交通进步了吗？其实不然。抗战胜利了几年，地面上的公路交通尚未修复，而且不论水路陆路都不很平静，大有行路难之感。粤桂航空线不过是为便利粤桂高级军政人员的来往而已。
我到桂林，由飞机俯瞰全城，大有今昔沧桑之感。整个桂林城，烧剩的房屋不过十分之三。听说柳州更惨，烧剩的房屋不过十分之二。广西四大城市，桂林、柳州竟是这样，然梧州、南宁曾被日军占领比较久，而破坏反比较少，真是奇怪。次日我到丽泽门外看看我那间屋，只见一堆碎砖瓦砾。我想这到底是日本鬼子烧的呢？还是执行焦土政策的人烧的呢？只有天晓得。以山水甲天下闻名的桂林，难道光靠那几座石头山就说是美的吗？相反地，榕湖、杉湖等地，临湖的新洋房早盖起来了。后来我写了一首《念奴娇》，有句云：“指点榕湖杉湖边，楼台李白，劫后嘲新建。”写到这里不胜感叹。
不久，我由桂林坐汽车经荔（浦）蒙（江）公路去梧州，回我的老家容县。这个地区（梧州、玉林）破坏比较小。据说是由于军长梁朝玑执行焦土政策不彻底，因为他是北流县的人，不肯在家乡进行大破坏，甚至有些很大的公路桥都未有爆破。当地的人真感谢他，否则回去不但汽车没得坐，连屋都没得住了。
我是容县人，少小即离开家乡，虽然在广西打了几年仗，还主政了几年，很少机会回乡，这次回去已隔别十五年了。对容县我是陌生的，但家乡的情况我是记得的。
容县是封建地主的典型县份。据说，容县于一九五二年进行土地改革时被划定为封建典型的县份。中国共产党为了注重这个地区的改造工作，特把梧州专区改为容县专区，专员公署移驻容县城（专署原驻梧州）。容县是粤桂边界上的一个县，与岑溪、北流、平南、藤县等地相邻，是人多地少的地方。据旧说仅有三十四万亩田地，而有四十多万人。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每人分不到一亩地。前清光绪末年，地方大乱，土匪蜂起，来了几任酷吏，大肆屠杀。一部分贫民被迫出走去南洋当“猪仔”，所以目前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华侨仍以容县籍为多。一部分有钱人，则以兴办学校为子弟向国内谋出路，国民党时代前后出过三个省主席（黄绍竑、黄旭初、夏威），出过若干名将军（据有人统计过仅次于湖南醴陵县）。容县人是习惯聚族而居结为姻戚的。这些人员贪污得来的金钱与新式的枪技更助长封建势力的发展。封建地主主要是以土地为基础的。据我的了解，年收地租近一百万斤的有一两家（注：容县地主的大小，是以收入租谷的斤数来计算的），收入近五十万斤者也有几家，收人十万斤以上的人就更多了。我就是收入十万多斤的中上地主。一定有人会说，黄绍竑兄弟作大官多年，贪污所得的钱远不止此数（未解放前每一百斤租谷的地可卖四十元）。我的回答是，民国以后，政治军事上得势的地主，他们得来的钱，大都在商业上谋发展，或存放在外国银行里，因为那时地租的收入有限，在地方上发展已成末路了。
地主分为个人地主与集体地主。个人地主即土地完全属他个人所有，亦称活地主。集体地主，亦称死地主，即某个大族之中，祖先在地方上有功名有威望又有钱，则他的后代子孙为他建立祠堂，祠堂有公共土地叫做“蒸尝田”，所收租谷作为每年春秋二祭之用，多余的就累年积存下来，越滚越大。即如我这黄族，在我的上代里就有四代的祖先有祠堂，而各代分支里又有他的分支祠堂。如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中国解放，我死后我的子孙也会为我立祠堂作为一个死地主长久剥削农民。
还有一种全县不分姓氏大小合起来的集体祠堂，即全县宾兴馆。这个宾兴馆，县内不论任何族姓，只要缴纳五十两银子，就可把他的一位祖先牌位供在里面。宾兴馆把这些银子收买土地房产，收租放息，用一小部分作每年一次祭祠之用。宾兴馆祭祠的那一天，是县里最热闹的日子，所有全县有钱有势的人都聚集到县城里来大喝大赌，无所不为，以表示各封建势力的大团结。
宾兴馆不但有钱，而且有它自己的武力（团练）。光绪中叶，广西倡办团练，就用宾兴馆的款项向当局购买枪枝弹药。宾兴馆不但获得足够的武器，又把多余的高价卖给各大族。我记得我黄族就领得几十枝长的短的前膛后膛外国造的枪枝，在那时就算是新式武器了。这批武器到了宾兴馆和地主的手里就如虎添翼。
宾兴馆团练总局和各乡的团练分局，还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可以监押人犯，使用刑法，地方案件必须经它的手才能送到县政府去。记得有一个地方讼棍陈子美，当上宾兴馆局董，就私了人命七条。至民国初年，经当事人上省控诉，陆荣廷才把陈子美枪毙了。我在当李宗仁的第三团团长时，驻兵容县，进行剿匪，全靠宾兴馆的大力支持，因为我与宾兴馆同是血肉相关的地主反动阶级。之后，我与黄旭初先后当了省主席，容县的封建势力更为发展。由此可见，解放后将容县划作建封典型县份，不是没有原由的。
二、李宗仁与我的秘密谈话
我原来打算走完容县专区各县作竞选旅行，后来只到了北流、玉林、博白，忽接黄旭初由桂林打来电报，说李宗仁要我立即回南京有要事相商。我就停止了竞选活动回到桂林。在桂林，我遇到了主持广西选举的特务头子韦蛰唐。韦蛰唐当过我的秘书，他私自对我说：“季公想要当立法委员，只须吩咐我们一声就得了，准能选上，用不着亲自出马。费那么大气力同他们竞选，反会降低你的身份，真值不得。”我说：“不这样做做，美国佬不是要笑我们不民主吗！”彼此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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