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在全球范围掀起了注意力风暴。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家和地区数量超过50个，在亚投行的“朋友圈”中，代表传统国际秩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占其四，反映当前全球经济主要力量的G20国家中有十三个入围，代表全球新兴经济力量金砖四国悉数在内。无论从“朋友圈”数量上还是从份量上看，亚投行的起步可以说赢得了空前的成功。
亚投行初步成功的关键，是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所谓对的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主要经济体中最稳健的财政状况，超强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丰裕产能，还有将自身发展与全球责任履行结合起来的愿望。所谓对的时间，是因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多年快速发展之后基础设施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在提升，而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疲软，缺乏弥合基础设施需求缺口的能力。所谓对的事，是因为基础设施缺乏是制约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发展的根本性障碍之一，没有桥和路，这些国家走不到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彼岸。
亚投行的成立，是对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次实质性的扩展、修正和补充。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球性的经济治理机制，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内容广泛，不仅是资金，更有纪律、协调、技术、合作、观念等。中肯地说，这样一种治理机制对战后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当然，和任何治理体系一样，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提供公共物品，并不意味着包括主导者在内的成员都是利他主义者，参与者的能力、地位、需求、观念、责任总有差异，其利益分配也不可能完全均等。主导者如果想要维持这样一个体系，必须要提供基本的公正使每个成员的权责能够大体平衡，确保体系保持充分的弹性以适应内外部的新变化，确保开放性和包容实现体系的成长，以及提高体系的整体能力以创造共同利益和向心力。不幸地是，从公正、弹性、包容性、以及能力这四方面来看，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都不能说做得足够好，并且越来越受制于主导国家国内政治的杯葛，步履踯躅。
在具体运行上，构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几个支柱性机构目前在履行职能上也面临不少困境和挑战。官僚主义、执行力缺乏、能力不足、人员冗余、运行成本高昂，都是已经被广泛指出的问题。尽管这些机构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地向全世界普及了参与、分权、问责、透明等治理理念，但难说这些理念很好地在机构本身已经有良好的实践。笔者曾经在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短暂工作，对各类国际开发银行也有密切的关注和联系，对此有一些切实的观察和体会。
不论是基本治理架构上还是在日常运行上，布雷顿森林体系都很难从内部产生足够的改革动力，这个时候一个新兴开发机构的加入，可能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既然现有机构的治理架构不能充分表达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新设机构提供的表达平台，可以在更宏观层面上形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也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其次，旧体系和新机构在使命上是一致的，两者天然具有互补性和兼容性，对世界来说，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更强了。第三，现有开发机构和新机构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竞争，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样的竞争对于新旧机构都是有益的促进。
所以，成立亚投行不是斫取内米湖畔的“金枝”，不是“老王”和“新王”生死更替的象征。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一些分析人士把发起亚投行视为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好事者更喜欢渲染这种努力的“叫板”、“挑衅”色彩，将之视为“新王”要取代“老王”的标志，这种解读或许是源于人们急于见证“历史性时刻”的心理，但恰恰显示出历史感的贫乏。戏剧化的想象偏离了事实本身，误解了事件的性质，并且可能会带来有害的结果。亚投行是国际治理体系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自然的、水到渠成的适应性调整，它是建设性和合作性的，而非破坏性和对抗性的，并且远非决定性的。
亚投行在筹备阶段的巨大成功，显示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新可能，以及世界范围内对全球公共物品的渴求。更值得重视的是，亚投行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多变开发机构。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事实，给这个机构提供了新鲜滚烫的经验，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独特视角和理解能力。亚投行如果能够成功运作，将为更多发展中国家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一个良好的示范。但是，要使新老开发机构更好地为全球福祉服务，不论是亚投行还是整个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开发援助机构，亚投行的使命不仅仅是作为精明的贷款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亟需 并且质量有保障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尽管做到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并且难度不小。每一个基础设施项目，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项目所在国家更广泛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节点。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贷款项目本身的成功，以及由此引致的更深远的经济社会影响，都是十分关键的。因此，贷款项目不是简单地涉及资金流，而且需要不同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深层次整合。
由于各国长期以来在文化、社会、政治体制上的巨大差异，这个新兴的多变开发机构现在面临两重整合任务：第一重，亚投行内部在发展理念和开发方式上的整合。目前治理架构还在讨论中，亚投行的候选领导也有丰富的国际开发机构经验，但从架构初成到实际运作，还有需要一段新车磨合的过程。第二重，开发机构与本地发展的整合，这是更为艰难的挑战，既需要从干中学，也需要吸取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现有开发性机构的经验和教训，丰富工具箱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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