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可以模糊人们的视线，淡化人们的良心，但不能抹去人们心中的记忆。
1989年4月22日，邓小平（前排中）、赵紫阳、李鹏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会
谨以此文纪念赵紫阳先生，他宁肯放弃手中大权，也不愿听任向和平请愿者开枪。他让我对良知有信心。
谨以此文献给为中国的政治民主而英勇牺牲的北京师生与市民，他们的鲜血淹没了我的乌托邦家园，促使我另谋出路。
----题记
1989年6月4日凌晨，当我和大约5,000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沿着长安街走到复兴门，我回首东望，太阳从晨曦中升起，天边一片血红，衬托着长安街上还在燃烧的公交汽车和坦克冒出的黑烟，为我的记忆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红色与黑色，也使那个早晨格外悲壮。那时我在这格外醒目的红色与黑色共同的映衬下告别了那个曾经象征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广场，从此，广场对我不再是民主的摇篮，而是一党专制的象征。那曾经象征共产党革命的红色，也随着这个早晨的到来，变成了红色恐怖的颜色；那黑色，则仿佛我当时的心情和对于未来的感受：被邓小平和李鹏逐出那个曾经带给我民主向往的天安门广场，一时不知何去何从。
六四那天早晨还有辉煌的日出，下午却下起小雨。又为那个悲痛的日子平添了哀伤。意味深长的是，这次天安门民主运动开始的日子，也就是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的日子，北京也下了小雨。是小雨为胡耀邦送行，也是小雨为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画上了句号。
20年过去了，再回到那个小雨迷蒙的初春之日，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又是如此陌生。熟悉是因为自己曾经自始至终参与；陌生则是因为每一次反省似乎都有不同的心得。以下是我对自己经历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简短回忆。这个回忆完全是我个人经历的版本，并不试图全面回忆那个运动。我不是在写六四史。一、 悼念
1989年4月15日。只记得那一天下了小雨。傍晚的时候听到了胡耀邦去世的消息。觉得太突然。因为胡耀邦也就七十来岁。不久从中国人民大学传出“不该死的死了”这个说法，一下子把大家对胡耀邦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我们当时的校园中人来说，胡耀邦是因为在1986年的学潮中支持学生而被李先念、薄一波这样的毛泽东式政治老人赶下台的。而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学生和知识分子无能为力。大家总觉得亏欠胡耀邦。如今胡耀邦却在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时候撒手人寰，加上当时有关于胡耀邦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政治立场僵化的强人气死的，更让大家悲痛莫名。
所以，在胡耀邦去死最初的两三天里，校园里贴告示的地方，比如学校的食堂，有很多悼念胡耀邦的挽联和大字报，表示对胡耀邦的人格与政治功绩的缅怀。当时大家还有一个隐忧，害怕被中共强硬分子赶下台的前任总书记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于是大家特别关心官方怎样写胡耀邦的悼词，也非常关心胡耀邦的追悼会何时召开。当时大家心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官方给胡耀邦一个客观、正面的评价。
就我自己而言，我当时还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虽然我已不再想加入中共。胡耀邦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为了民主和正义敢于牺牲个人政治权力的好人，他也是我仍然对中共有信心的因素之一。我在那时写的挽联中特别提到他从一个革命的红小鬼成长为中共头号人物的传奇历史，贴在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食堂门口。但我没有想到悼念胡耀邦只是一个开始，更没想到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纪念也没有为八九年的学生民主运动画上句号，虽然大家在1988年就已经知道，为了纪念五四，1989年必有学生民主运动。
在焦急的等待中，胡耀邦追悼会的消息终于传来：4月22日。由于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是最接近官方追悼会的地方，所以大家决定去广场追悼胡耀邦。21日傍晚，各学校就开始出发了。提前去，是因为大家估计22日当天广场一定会封锁。政法大学游行的策划者是当时宪法教研室的青年教师陈小平。因了他，法大那天的游行得到了精心的布置：从蓟门桥的老校出发，游行队伍前方由四个学生抬着胡耀邦画像，出自一位女教师的手笔，胡耀邦的嘴角画得恰到好处：有一点冤意。接着是四个学生抬着宪法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游行的权利。
在新街口，在西四，沿途都有旁观市民赞赏说“毕竟是学法的”。这种依法游行的方式，为北京市民留下了好印象。由于学生队伍两边都有学生以纵队的形式手挽手组成纠察队，没有本校学生证不得进入，就使官方没有理由说学生队伍里混有“社会闲杂人员”。所以，法大学生的游行使得法大这个原本在北京这样名校云集之处很不起眼的学校，从此变得引人注目，后来每次学生游行到广场的时候，都有市民爬到树上观察，或者打听，看法大的来了没有。在宪法牌子之后，是用整齐的白布写的黑色大字：“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让我们再送耀邦一程”。这些横幅突出了学生这次游行到广场的目的，而且写的情深意切，非常感人。所以，当时戈扬老前辈主编的《新观察》杂志关于悼念胡耀邦的报道，就引用了法大学生的横幅。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游行。86年冬天学运期间，北师大的学生曾经跑到法大动员我们参加，我没有为之所动。那时我对中共还很迷信，相信党和政府做的都是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游行。游行在我心目中跟犯上作乱差不多。那时我在上研究生，非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我几乎不读。因为既然马列主义是唯一的科学，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读不科学的理论？我们宿舍其他四位同学都不信马列，我们晚上经常辩论，只有我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我很孤独，但很倔强。也为马列主义正在失去影响力而难过。
数万师生在21号晚上寒冷的天安门广场守了整整一夜。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广场上满眼都是各校红色的校旗和悼念胡耀邦白色的横幅。这是我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过夜，为了守候一个政治清明的早晨。但是我错了。
当胡耀邦追悼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齐唱国歌，然后全场一片肃静。虽然一夜未曾合眼，但广场上的师生还是那么专注，生怕对胡耀邦丝毫的不敬。追悼会结束的时候，大家还在等候，12时45分，有学生代表试图把请愿书交给李鹏，甚至下跪，但一直无人理睬。到下午一点半，学生代表见请愿无果，即返回学生队伍。这时，大家听说邓小平等人已经从地下通道离开了大会堂。于是现场群情激愤。学生愤怒了。
就我当时在场的感受而言，追悼会之后，只要邓小平等人出来见一下学生，跟大家表示政治体制改革仍会继续下去，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那么追悼会之后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然而，邓小平等人竟然拒绝见学生一面，跪求的结果竟然是这些领导人从地下通道扬长而去，这让学生产生前所未有的屈辱感，他们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爱国民主热情竟然得不到起码的承认，这不由得让大家感到无助，甚至绝望，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心忡忡。我相信，这种无助感和屈辱感，是胡耀邦追悼会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民主诉求最直接的诱因。
邓小平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青年学生的请求还需要他这样主宰一个国家政局的大人物认真对待。他错了。
学生期待的民主对话落空了。他们的请愿无人理睬。于是，经过一夜无眠，经过追悼会的悲痛，经过被这个国家的“公仆”的拒绝，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行动。大家喊着“通电全国，一致罢课”的口号开始回各自校园的徒步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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