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成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于1980年9月被迫辞职。有关陈永贵下台后闲居时的轶事，作家吴思在《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原名《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一书中有详细记述。在陈永贵遗体告别仪式上，“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了车。”书中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1976年，华国锋（左一）与陈永贵（左二）等人到唐山地震灾区慰问
病逝
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他觉得自己感冒了，便吃了些治感冒的药。可是这场感冒越拖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一个疙瘩，陈永贵也明显消瘦了。
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了腮腺瘤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一番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不行的。”【1】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
听说陈永贵住院后，他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前来探望。其中有汪江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有人说能治好，陈永贵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哩，能治好还能不治？”到了后期，陈永贵瘦得皮包骨，腿只剩下一把粗细。陈永贵又谈起了总理的腿：“也瘦得只剩下骨头哩。”陈永贵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起了后事。
有一次来人探望，随便聊起了报刊上登的关于蒯大富的文章，说起该文把大蒯大富写得如何不堪。来人走后。陈永贵对陈明珠叹道：“唉，我死了，还不让人像写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陈明珠赶紧安慰道：“不会不会。”陈永贵说：“唉，我死了就没考究啦。”
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他耿耿于怀，逢人必讲。一次李喜慎去看望他，陈永贵道：“喜慎，这不都知道了？肺癌能活几天哪？我去世后，你们还年轻，以后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五千万啦，社员群众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我是不成啦，你们完成啦。上边来人了澄清澄清，再干起来。”说着说着陈永贵的泪水就下来了：“唉，我这病不行啦，以后咱见不了啦……”
陈永贵对外人很少谈私事。李喜慎看望他两次，陈永贵谈及私事只有几句话：“孩子们都好哩？你做啥哩？下放到洪水了？洪水村是个落后村，好好干，叫做甚就做甚。你一个村还闹不好哪？咱干的时候没这个政策，有这个政策咱也能干好。”
陈永贵共有存款8123元，他把这笔钱分成数份，留给自己的老伴和几个孩子。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几次要求让他回去。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安息在大寨那厚厚的黄土里。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四百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
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临终前五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这些大寨的干部坐在陈永贵的病床前，陈永贵又谈起了他耿耿于怀的“两毛二分六”问题。《山西日报》上曾算过一笔帐，把大寨得到的国家支援，主要是五十万元农业机械化试点费，用大寨历年向国家售粮的总数去除，这样算不下来，大寨每卖一斤粮国家等于多掏了两毛二分六。大寨不仅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占了国家的便宜，欠了国家的帐。陈永贵看着自己的伙伴们，含着泪水嘱咐说：“我现在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你们在适当的时候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谈。如果讲不清楚这个问题，我就是有罪之人。我们干了30年，还欠下国家那些账。你们是现世人，又是见证人。你们讲清楚这件事。”一边交待着后事，眼泪就流了下来。
从全国的大局来看，陈永贵耿耿于怀的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无非是中国人民见惯了的一项“首长工程”，而大寨接受国家多少支援的问题也无非是先进典型都难免吃上几口的小灶肉多肉少的问题。（注：至于这些小灶偏饭的准确斤两，陈大斌先生在《饥饿引发的变革》第346页提供了一些数字，录以备考：1、县社机关干部、厂矿工人和兄弟社队出动劳动力给大寨提供了大量无偿支援。2、大寨接待站六七十个工作人员，每年要给大寨投工四千多个。3、县和公社的专业队和一些军人无偿参加了大寨的水利建设和整修土地工程，大寨的五个蓄水池和十多里长的渠道、涵洞和渡槽都是他们修建的。其中有一个解放军连队，每年人数不等地从1974年一直干到1979年。4、中国科学院和省地县社科技人员所组成的五级农业科学服务队20到30人，从1969年到1977年，每年冬春在大寨搞试验，大队划出的30亩试验地，基本上是由他们收种和管理。陈大斌先生曾于1980年率领新闻界联合调查组赴昔阳调查，当时他是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这些都不重要，都是根本无法与大寨模式的历史功过相提并论的小事。可是陈永贵有他那套植根于山西庄稼汉的价值标准，这两件事在他的心头份量极重。“眼看就成事了，没搞成。”陈永贵叹着气说，“停啦。东西全堆在那儿锈啦，没搞成。唉，没搞成。”陈永贵生在昔阳长在昔阳，死后也要葬在昔阳，有了西水东调，昔阳的子孙后代就永远不愁用水了。在陈永贵心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是叫他死不瞑目的大事。
临终前三天，1986年3月23日，陈永贵疼痛难忍。医生给他用药，他拉住了医生的手不让。他说：“我明白，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派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我的病是治不好了，不要为我再浪费药品了。”
陈永贵叫人赶快把张怀英叫到北京，托他照管陈明珠，请他原谅“批三个六年”，还流着泪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陈永贵谈到他对中国的前途的担心，谈到对民族精神不振的忧虑，谈到了许多使他饱尝世态炎凉的昔阳干部。
三天后，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他好像睡得很沉，对亲人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傍晚，亲属和许多朋友都来了。围着他默默地看着。陈永贵的厚嘴唇微微颤动，似乎想说什么。
当天晚上，新华社会发布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友好，先后前往医院看望。
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相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业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条消息是经过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审阅修改发出的，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对陈永贵的评价。关于陈永贵的生平的那段文字后还被刻在他的墓碑上。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林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寻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
下午2点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廓，有的人还鼓起掌来。
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了车。
五天后，4月4月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出北京不久，最后一次为陈永贵开车的汤占兴泪眼模糊，竟与另外一辆汽车相蹭，擦掉了一块漆皮。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只见一群人拦在路中。停下一看，是昔阳县的领导人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这是当年大寨大队的干部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在此迎灵。
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村前。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赶来了，县城里的干部职工也赶来了，直把大寨围了个水泄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便放声大哭。当然更多的人不哭，只是看。混乱之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的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前副宰相的骨灰盒。
当时的中共昔阳县委书记高启祥也在村外等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位处级干部在村外见到县委书记，就不再往村里走。高启祥见状也不敢进村，回身走了，本来县里许诺要来的四套班子的领导人一个也没有露面。陈永贵的骨灰在家乡老百姓的簇拥下回到了归宿的村庄。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身后事
大寨。1991年9月6日。陈永贵去世五年之后。
秋天的中午很静，偶尔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大寨的农民吃过午饭，一些妇女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口荫凉处聊着天。蛐蛐的叫声和母鸡下蛋的咯咯声在空气中飘着。
谁也看不出今天会有什么大事，可是谁都知道华国锋今天要来。下台十年了，华国锋要重访大寨。
大寨这些年新添了不少房子。一进村，两侧便是青砖到地的新房，一间挨一间地挤窄了本来很空阔的路。一些原有的排房之间也砌上了许多隔墙，构成一座座农家小院。每个小院又修建了门楼，门上还贴了对联。千不绝的农家习俗硬是军营般的大寨冒了头露了脸。
听说华国锋要来，几位当年华国锋的熟人早早地相互通知了。陈永贵当年的警卫张艮昌开着车，去几个公社接来了闲在家里的原交城县县委书记陈有棠，原黑龙江的地委书记李艾虎。被开除党籍后闲在家里的张怀英、昔阳县公路段党支部书记郭凤莲，陈明珠和陈明花的全家，以及李喜慎、李销等、李七毛等当年的名人也陆续到了大寨。大寨的村边路口出现了许多县公安局派出的警察和便衣。这年昔阳大旱。从阳泉到大寨的路上，路旁的玉米都旱卷了叶，玉米不到一人高，棒子不过一乍长，细细黄黄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这一年的气候有点反常，南方发了有世界影响的大水，北方却遭了旱。不过大寨的遍地玉米依然很茁壮，大寨海绵田在大旱之年再显余威。
当年陈永贵恨铁不成钢，骂昔阳和大寨就知道个种玉茭，除了种玉茭啥也不会。十几年过去，这方面仍然没有什么大长进，只是小煤窑和跑买卖红火得今非昔比，农民的日子也过得比当年轻闲多了，富裕多了。
下午近4点，一辆警车引着一辆日本造的旅行车进了冷清了多年的大寨旅行社。华国锋缓缓下一车。他明显老了，脸上有了老年斑，当年的满头黑发已经花白，稀疏地向后梳着。众人拥上去，走在最前边的是被华国锋要到交城县当父母官的陈有棠。华国锋一眼认出来了，伸出手招呼道：“噢，陈有棠。”依然是那口浓重的山西口音。
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官员也都来了。他们事先向华国锋当年的老熟人传达了上边的指示，只见见面，不要诉苦，不要哭。在昔阳县人大当了委员的李喜慎代表大家回答说：“哪会呢，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在会议室里，华国锋与当年的老熟人见了面。他指着曾经陪同他的昔阳参观过四天的李喜慎道：“小李呀！”又指着李锁寿等人道：“这些年轻人不用介绍了。”所谓的年轻人，如今都年过花甲。华国锋说起自己的年龄，撮起三个手指道：“七十啦。人过七十古来稀呀。”
人们在下面纷纷猜测华国锋重访大寨的背景。苏联刚刚发生了政变，南方发了大水，中央有人重提大寨田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是不是意味着大寨要重新崛起于中国政坛呢？
立刻有关心时局的人反驳说：“不会。有大包干就不会有大寨道路。大包干关系到数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一动必将天下大乱。中国乱不得。”
华国锋却不谈政治。宋立英见到华国锋，握着手叫道：“华主席！”华国锋道：“哎，咱们都是老百姓。”
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坐上吉普车，一溜七辆上了虎头山。虎头山上已经停一许多汽车，那是太原和榆次来的几批参观者的。这些人参观大寨时得知华国锋要来，但在陈永贵的墓前等了三个多小时，要看一眼昔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两年门庭冷落的大寨又有复苏的迹象，参观者日益多起来，似乎大寨成了一个新的旅游点，成了一处名胜古迹。平常的日子，每天总有几拨人来看，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有的结伴而来，有的携家带口，有的竟是新婚模样的年轻夫妇。学校放假期间，更有许多大学生来到这里，村里村外地乱转，好像要找出点他们没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秘密。
华国锋上了虎头山，很肃穆地走到陈永贵墓前，站下凝视，默哀。
参观陈永贵墓是如今来大寨的参观者的常规项目。有的人很崇敬，有的人很随便，但是都要看看。城里人打扮的经常在这里照像留影，农民打扮的还有人在此为陈永贵焚香烧纸。陈永贵为昔阳留下了一份万代基业，如果有人敢在此乱说陈永贵的坏话，很可能遭到白眼甚至围攻。
华国锋上次来这里正是16年前的9月，当时陈永贵扇着大草帽在他身边站着，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如今人亡物在，一代农民英豪已化为灰烬，唯有大寨的梯田依旧一片深绿，山顶的松柏林隐然发出涛声。
下得山来，华国锋又去了当年的大队部，如今的大寨展览馆。过去设在县里的大寨览馆早已改成了文化馆，但是大寨人不肯忘记自己过去的辉煌，又把自己的大队部改成了展览馆。虽在地方狭小寒酸了许多，门上那块题着“大寨展览馆”的牌子却十分漂亮。这还是出自郭沫若的手笔。这位文人的骨灰也撒在大寨的土地上了。
最后华国锋又去了陈永贵当年的住处。这是两间尘封多年的套间，里面稀疏地摆着几件家俱，一张土改时分下的香案，靠墙放着几个保险柜，墙上挂着几张照片。其中一张还是陈永贵与华国锋的合影。华国锋默默地看着，脸上没有流露任何表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大寨来追寻什么。（注：上述经过为笔者亲见亲闻。）
文革开始不久，在1968年10月14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们讲了几句话之后突然问道：“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边鸦雀无声，没人答复。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2】
二十多年过去，毛泽东的这番议论很有应验的趋势。几乎与文革共始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显得只是数千年上的一个小插曲，只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无数次的“试错”之一。不过，大寨的大坝还在，昔阳造出来的那六万多亩地还在，全中国学大寨学出来的那18亿亩水浇地也基本还在。这些东西是会长久留下去的，就像2，500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使300万亩农田得灌溉之利的都江堰一样。
无论哪个时代，哪种制度，哪个民族，总要解决吃饭问题，总要解决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问题。陈永贵无非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用革命精神的力量和舆论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且不论成功与否，仅凭这种独特的尝试，记性极好的中国历史就不会忘了他。
注释
【1】吴蒙：《记陈永贵生前身后》，《镜报》，1986年第5期。
【2】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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