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来,美国就南海问题频频发声,甚至威胁武力逼近南海12海里引发国际关注。向来习惯站在菲律宾、越南等国身后摇旗呐喊的美国突然站到台前,在外界看来大有一番中美南海之战迫在眉睫的意味。然而就在各方猜想冲突将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爆发之际,美国却姿态急变。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6月1日在白宫与来自东南亚国家的青年领袖对话时进一步就该问题发声。只不过与以往表态有所不同,奥巴马在抨击中国“肘击”他国的同时,不仅未提航行自由反指,“中国对南海的一些主权主张可能是合法的,但中国不能以大欺小,蛮横无理”。这样一种姿态“突转”究竟是何原因?

外界预计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冲突意味将越来越浓
美国南海角色四连跳
美国在南海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上个世纪50年代,联合国下属一国际组织在南海区域进行了地质勘探,经调查发布了一个报告,首次揭示了南海海底油气资源的前景。正是因此南海一贯的平静被打破,南海周边国家的疯狂抢占和争夺,使得南海部分岛礁归属与海域划分上的争议逐渐形成并凸显出来,“南海问题”也由此而生。并且,尽管南海冲突主要发生在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但美国长久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从某种角度来观,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历经数轮变化,依照先后循序大抵扮演了4种角色:
20世纪50、60年代,南海问题兴起伊始,美国主要充当了“旁观者”的角色。这一时期,美国通过其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对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进行模糊处理,未予明确规定。但也正是因美国抛出了南海诸岛的“主权未定论”,这样一种看似“旁观”的行为,却给南越、菲律宾等美盟国预留了填补日本留下的实际控制真空的机会。尔后,70、80年代美国在南海问题中的角色有所调整,“中立者”的色彩也随之逐渐凸现出来。鉴于当时苏联在越南金兰湾建立了军事基地,被指威胁到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安全,美国从维护其地区战略利益的角度考虑,提出了“保持中立,不介入冲突”的立场。在这一前提下,美国不仅对南越侵犯西沙群岛行为未予支持,对中国海军1974年收复西沙的军事行动亦未予干涉。
冷战之后,伴随国际形势以及南海局势变化,美国则试图在南海问题中充当“制衡者”的角色。苏联解体所导致的直接现实便是,美国成了在南海区域内保持军事存在的唯一超级大国,这也使得在这一时期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应对亚太地区“新的不稳定因素”上,而所谓“新的不稳定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是指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为此美国不仅多次以“维护南海航行安全”为由介入南海问题,更不断流露出“调停”南海争端的意向。
只不过,这样一种必须以自身实力为基础才能够承担其的“制衡者”角色,并不可能持续扮演下去。自189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领跑全世界以来,到现在已经120年,而依战略学家们统计,历史上所有的帝国都在100年之间走向衰败。鉴于此,美国内部对于进入“后霸权时代”后将如何领导世界并影响南海问题,一直存在多种讨论,其中之一便是把自己塑造成南海争端“仲裁者”,而非参与方。通过拉一派制约另一派、充当“离岸平衡者”或“仲裁者”不仅能够为美国名正言顺介入该问题提供机遇,更能为其以最低代价维持“现状”提供保证,且透过增加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发言权和主导性,也成为稳定美国权力的重要手段。
虽然此前针对中国三沙市设立、中海油南海油气区块招标、三沙警备区设置,美国务院还曾专门于2012年8月3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对南海局势紧张升级表示“关切”,正在对形势发展“密切跟踪”,并强调“中国提升三沙市行政级别,在南海有争议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警备区之举有违通过外交合作解决分歧,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风险”,以及此后一再要求中国明确“九段线”具体内涵,无不显露出美国强势调停、欲担南海“制衡者”之意,但这样一种思路近来却在悄然生变。
美国缘何转身“仲裁者”?
如果说2014年中菲、中越南海起冲突后,美国抛出“冻结南海行为三原则”,仍被外界视为明显针对中国之举。无论是5月13日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Daniel Russel)在接受《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采访时明确表示,“填海造岛不一定违反国际公约”。抑或美新任防长卡特(Ash Carter)5月31号“罕见”表态,将会促请越方放弃在南海填海造地的计划,并强调“所有国家”(All nations),以示自己一碗水端平。还是一贯喜欢以国际法施压北京的美国,近来却仅以“破坏风水”、“强势的行为”不得当等言辞予以告诫,奥巴马更是低下姿态坦言,“中国对南海的一些主权主张可能是合法的”,并强调“我们不是争议方”。美国欲担南海“仲裁者”的意味越发凸出。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促使美国做出如此转变?
其一,正如卡特5月30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指出的那样,在过去这些年里,南中国海争议各方几乎都在不同程度和范畴内修建了自己的“据点”(outposts)。然而,比之越南修建了48个,菲律宾修建了8个,马来西亚修建了5个,台湾修建了1个。中国在过去18个月内填海造岛面积已达2,000 多英亩,超出所有其他争议方加起来的总数,中国不仅“走得比任何一方都远、速度也比任何一方都快”,而这一系列数字背后所凸显的同样也是中国实力的不容小觑。就连奥巴马也于6月1日坦诚,“事实上中国将会成功。他是大国,是强国,中国人民非常有才华,他们非常勤劳”。
在美国看来,一再以外交施压中国无果的现实之下,如果不能及时叫停各方,只能眼观越南、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在这样一场南海开发较量当中进一步败下阵来。在南海越发进入“能者得之”时代后,中国已经是其中最有竞争力的一方,美国则在南海问题上出现了根本性的管控失败,也正是因为此其当前的一系列言行无不带有强烈的止损意味。如果处理得当,尚能为己身留的介入南海的口舌,而一旦情况愈趋恶化,一旦菲越势力被完全挤出,可能导致的最严重后果便在于,美国痛失重返亚太支点,让“亚太再平衡”计划的彻底落空。
其二,虽然美国一直有意支持越菲等国,且从未止步于口头声援,从派遣军机飞越中国岛礁上空、增加在南海的巡逻力度并扩大范围,到提出美菲两军之间展开更具体的军事合作,增加联合军演次数、向菲提供更多二手武器,乃至于尽快落实美国在菲驻军,美国都在更采取为具体的切实行动,为菲越等国站台。但从现实来看,这样一种做法远不仅远未能达到美国最初设定的目标,与之相伴的还有美国对一旦南海战事起,或将被迫卷入的深深忧虑。
就在中国步步“紧逼”的同时,菲越的后退十分显然。与以往菲越等国每每发声就南海发声,都是针对南海领土主权声索有所不同,南海各声索国近来更趋向于调转矛头,强调中国需停止造岛行为。在这一过程当中,各国内心的焦虑也愈显。2012年黄岩岛对峙之后,曾有菲律宾参议员形象地比喻称,菲律宾像“一只蚊子”,中国则像“一条龙”。今天菲越等国在与中国南海“相碰”之时,更是自信乏乏。菲律宾方面近来不断有声音呼吁,与中国就南海争端举行双边会谈,否则菲律宾将“粉身碎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则将宝直接押在美日身上,他本人6月2日访问日本,菲防长则急赴夏威夷向美国索要“更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然而美国却必须好好计算,到底能够为菲越等国“输血”到几时,需要输多少血“蚊子”才能与龙匹敌,并且真有超级大国愿意为“一只蚊子”而不惜战争吗?
其三,回观此前数次美国南海角色调整往往面临国际形势甚至是格局的突变,当前美国一再强调自己南海问题“仲裁者”的身份,同样有其现实国际大环境掣肘。
2011年11月奥巴马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正式提出美国“转向亚洲”战略,但这样一种宏达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并不顺利。诚然美国确实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亚太地区在美全球军力部署当中的地位也在稳步提升,但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一系列领域均遇阻来看,不仅“以高标准打造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面临难产风险,以此为重要支柱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样效率极低,发展严重失衡。“亚太再平衡”既未能遏制中国的发展,也未能让日韩等盟友放心,都使得美国在无法作出战略后退的现实下,必须坦然接受“再出发”的难题,这与美国中东、欧洲频频受挫,亟需减少南海问题对自己精力的过分占用,或都成为当前其南海姿态调整的重要诱因。
事实上,2014年末,奥巴马两届总统任期未到已换了三任防长,哈格尔(Chuck Hagel)亦提交辞呈曾引发国际关注。在外界看来,此举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层级一次简单的人士变动,其中更是暗含奥巴马外交决策的一次重要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卡特取代哈格尔不单为奥巴马纾解白宫与五角大楼之间的长期不睦,这也能够为其快速调整外交战略提供便利。就在今年4月卡特启程赴日、韩之前便已明确表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进入“新阶段”。美中两国也许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强有力的美中关系对于全球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我拒绝‘零和’思维,中国的成功不意味着美国的失败。亚太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共赢’”。美国当前在南海问题上姿态的调整或恰恰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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