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的斯大林式的残酷斗争----病态的古老政治权谋文化----病态的身心状态”，三位一体，互濡互染，相滋相润，毒化日盛，终于孕生出了人格晦暗的“政客林”。反被“聪明累”的林彪跌入了自个儿亲手打造的“林氏悖论”中，难以自拔----他越是要吹捧最高领袖，便越得到圣君的信任与重用；受宠的他便越得殚精竭力地塑造领袖的大神话；于是，越得到至尊的依赖和恩宠，他的地位便越是高升，他便越是没有退路！直至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他也就越加体会到“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的苦涩滋味……人的心境与活法也就越发地晦暗惨淡。1959年的庐山会议，“政客林”华丽登场；1970年的庐山会议，则到了他黯然谢幕的时辰。可是，“上场容易下场难”----既然你是在腥风血雨中登台亮相赢得喝彩的；那么，到了你退场时，又怎么会是风平浪静风和日丽的呢？
1970年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发表国庆讲话----“阴谋人者，其祸必复”《无能子》
在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中，最值得深入研究的无疑是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林彪。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城府极深。
而林彪，又是其中人格最为复杂、谋略最为老辣、心机最为深曲者，其终局也最为惨烈。
可以说，在中国红色革命的波谲云诡的历史舞台上，唯有他成功地“忽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尤其是“忽悠”了那位被他一手捧上神坛的毛主席。
还是他，最终以自身和妻儿的折戟沉沙焦皮烂肉，导致“文革”这场弥天盖地的巨大神话，轰然坍塌。并予以“四个伟大”者致命性的一击。
林彪----是如何成为这样一位历史角色的呢？
简而论之，林彪的一生，即是“从将军到政客”的角色转换。在这里，先得简单定义一下“将军”与“政客”的内涵：
“将军”者----借用《论语》“仁智勇”三字概括，足矣。“仁”：仁心也；“智”：谋略也；“勇”：勇气也。三者合之，可谓仁德将军，可谓真将军也。三者缺一，则为残将军也(残：残酷，残缺之意。)。以“仁智勇”作为衡量标准，也完全符合当代社会对于一名现代“将军”的评价标准！
“政客”者----则缺乏信念，理想，行为底线，人格准则；为了个人的私欲私利，不惜损害乃至葬送公共利益与崇高信仰。
(“政治家”的境界则与“政客”截然相反----他们具有信念，理想，行为底线，人格准则；有为公共利益与崇高信仰，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道德勇气。)
由以上两种定义观之，“将军”与“政客”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极；而林彪却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难度极大的转寰。是什么样的内因与外因，促使了他的“华丽转身”、脱胎换骨？正为本文所要探讨的。
甲、对“将军林”的评判
笔者以为，从林彪投笔从戎(1925年。18岁)到1957年，林彪是以“将军”的角色，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1．投身黄埔军校----怀报国热忱，救世情怀；
2．“南昌起义”----有理想信念，献身精神；
3．要毛让位----遵义会议后，因战事不利，上书要求毛泽东让位彭德怀。直言不讳，军人气质；
4．长征鏖战----战功卓异，历练成将；
5．“平型关”一战----民族气节，军人本色。但是，称此一战为“平型关大捷”，则过于夸张。“大捷”一说，实为夸大宣传之词。根据现有史料看：歼敌六百(而非当年宣传的一千或两千)，我方伤亡一千五百余人。这本是一场居高临下的伏击战，打的又是日寇的辎重大队，并非主战部队。结果如上，很难说是一场“大捷”。所以在之后的岁月里，连林彪自己也从不炫耀这一场战斗。这一场战斗的真正意义，是在于一种民族精神的张扬，一种不屈军魂的体现。那时的林彪和那些洒血疆场的战士们，无疑是民族英雄；而抱着牺牲老战士的遗体大哭的林彪，也可称作一位“仁德将军”。
6．“延安整风”----从个人掌握的有限资料看，林彪在这场残酷政治运动中是清白的，没有像某些老红军那样，无情地摧残了许多投向延安的知识青年。
7．东北战场----这是林彪作为“将军”生涯中最为出彩的时段；也是“拥林者”们最好津津乐道的华彩乐章。将其誉为中国军队的“第一战神”，并好借斯大林，蒋介石之口，极尽赞美之词。笔者则认为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此际的林彪已不再是一位“仁智勇”三全的“将军”了。
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职业军人，有两条铁律必须遵循：a、尽可能的减少我军的伤亡数字；b、尽可能的减少平民的伤亡数字。
林彪在攻打四平等战役中，曾采取人海战术；在塔山阻击战间，他的那句“名言”：“我不问伤亡，只问阵地能否守住！”都是不计伤亡数字的战法！
“拥林派”的歌德者们，应该查看一下刘伯承元帅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内战的双方都是中华儿女，都曾是抗日战场上的热血男儿，却为了某种主义而视为仇寇，相互绞杀。这分明是一场中华民族的大悲剧----不仅是生命的悲剧，也是中国人政治思维的悲剧。只迷信“枪杆子”是解决国家权力的唯一途径，数千年来，执迷不悟！若说那个时代的人有所局限；那么今日的玩笔杆子者，还在大书特书，更是可耻不堪了。
8．朝鲜战争----林彪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今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评价：一者认为，林彪胆小怕事，没有胆量与美军对抗。故而借疾患之名，逃避主帅之职；
另一种看法是，林彪的态度是正确的。刚刚建立的新国家，需要的是修生养息，全副精力地进行建设事业。从今天看，当年许多领导人的同类观点是合理的。尤其在看到金氏家族在北朝鲜的所作所为，更是让人感到，为那么一个政权牺牲几十万的中国军人，毫不值得！
但是，当我们评判历史事件时，不可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与人心向背，做出“事后诸葛亮”式的价值判断。50年代初，受尽西方列强羞辱的炎黄子孙，头一回敢与世界上的头号强敌交手(连苏联老大哥都不愿招惹“美帝”)，令那一代的中国人充满了“豪情壮志”“牺牲精神”。想想那时候，有多少海外学人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返回故土，报效祖国(至于他们之后的命运如何，另当别论。)。林彪，身为一位久经沙场的职业将军，怎么能够临阵退却呢？
至于说到国家需要修生养息，很对！不过，笔者想问一句：抗日战争结束后，是不是更需要解甲归田，重建家园？可那时的“将军林”却欣然奉命，奔赴东北----白山黑水，是在华夏大地之内啊；而朝鲜战争毕竟发生在疆外。哪一种战争给本民族带来的损失更大？！难道不是“将军林”的心底有点发怯吗？另一佐证是，1958年，叶飞奉命炮击金门时，收到林彪的一张纸条，内容大意是“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对美稍加暗示，当时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此事可以证明，林彪在面对“美帝国主义”时，是万分戒慎的！
其实，这种反应很正常。世人皆知：国军与美军的战斗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共军的军事装备，更是无法与美军相提并论。
面对艰难时局，彭德怀将军却做出了不同的抉择----临危受命，赴汤蹈火。这才是将军本色！(彭德怀并非鲁莽之将，朝鲜战争的每一场战役，他都打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相形之下，林彪的表现，是否为之逊色呢？他是不是担心，若是在朝鲜战场上铩羽而归，会毁掉他的“战神”英名？所以，他选择了退隐。
“领退休金”的林彪，只是身退而心不退；正是在他长达9年(49年----58年)的“退隐”期间，完成了“从将军到政客”的蜕变过程。1958年庐山会议上，当他再次“偶尔露峥嵘”时，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已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诡异政客了！
乙、对于“政客林”的评判
他是怎样完成这一场阴骘而又吊诡的人格嬗变的呢？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大因素：
一．现实政治的残酷教训----1·斯大林的大清洗。1938年，林彪去苏联养伤，必然耳濡目染到大批苏军的高级将领被无情清洗的信息(斯大林的“大清洗”正发生在1934----37年)；2·延安整风。这场严厉整肃，伤害了许多无辜者，包括他的未来夫人叶群；3·高岗事件。高岗曾经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老同事。他的自杀结局，定会令许多的老战友为之寒栗；4·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撼了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他们会根据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人生哲学，做出不同意味的理解。
这些层层叠叠的血腥阴影，必然在林彪的那颗极为敏感又极为精明的心灵上，产生带有黑色毒素的发酵作用。
二．古文化权谋之术的丰沃土壤----两千年前，龙人便具有了两种精神性的早熟：
一是哲学上的早熟----当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皆在膜拜各色各样的“拟人化”之神明时，我们的先哲已经觉悟了“无为大道”的至境；另一是政治权谋的早熟----只需看看以下书名就足以令人毛发倒竖了：《鬼谷子》《韩非子》《孙子》《战国策》《六韬》……
源远流长的传统政治文化，为权术家们提供了极其丰盛的黑色养料。
故而在中国政治史中，将“兵法”转寰为“权术”，有如行云流水般地顺畅。兹举几例《孙子·始计篇》“兵者，诡道也。”改一字，则为“‘权’者，诡道也”。《军争篇》“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改一字，则为“‘权’以诈立，以利动……”。《九地篇》“将军之事……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只需将“将军”改为“政客”，则全为权谋之术矣！
而从“将军”转身为“政客”，亦是一桩易如反掌的买卖。远观曹操，近看袁世凯，可证(曹、袁二君，无不精通古人兵法)！而林彪的政治人格，比他们更加地阴曲，晦暗，畸形。缘由如下----
三．极为病态的身心状态----病态的身体状态，必然影响人的心理状态。那一颗误伤“将军林”的子弹，真可谓是冥冥上苍的一种恶意一种歹毒。不仅对于林彪来说，是属于精神性的致命一击；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也是一场带有浩劫意味的致命内伤。
正是这一枪，迫使“将军林”成为了日日龟缩于幽暗密室内的“隐形人”。一个整日不敢沐浴阳光、和风、鸟鸣与音乐的孤僻者，其心灵会是光明正大浩气长存的吗？何况他朝朝暮暮所琢磨的是古今权术，中外谋略；并且苦费心思地揣摩那位指点江山翻云覆雨的“当代秦始皇”的微妙心态(毛以此而自傲：“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曰：“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病态的斯大林式的残酷斗争----病态的古老政治权谋文化----病态的身心状态”，三位一体，互濡互染，相滋相润，毒化日盛，终于孕生出了人格晦暗的“政客林”。
若是在数万个汉字中寻找出一个最为精确的字眼来描绘“政客林”的性情，再没有比“阴”字更为贴切的了！为龙文化权术之祖的《鬼谷子·摩篇》曰：“圣人谋于阴……”《鬼谷子·谋篇》：“圣人之道，在隐与匿。圣人之道阴”；《孙子·军争篇》亦曰：“故兵以诈立……难知如阴。”(而所有与“阴”字相关的汉语词汇，几乎都是贬义词----“阴骘”“阴毒”“阴狠”“阴险”“阴森”“阴霾”“阴惨惨”“阴凄凄”“阴谋”！)
由兵法家转身为权术者的林彪，在玩阴招上，无人能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阴谋大家”。整日隐匿于密不透风、不透光、死寂无声幽穴内的“政客林”，只会孽生出晦暗的“古冢心态”。也正是这种鬼蜮心机，才会令他透骨透髓地领悟古老东方权术的“真谛”！
自庐山会议出山后，从外表看，林彪对毛亦步亦趋；实质上，“伟大领袖”早已坠入了林的“飞钳之术”，浑然不知(至少是在1970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前)。
所谓的“飞钳之术”，按《鬼谷子·飞钳篇》云，即“引钩箝之辞，飞而箝之，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候见间以箝之……以飞钳之辞，钩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于人，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陶弘景的注释最为精当：“内惑而得其情曰钳，外遇而得其情曰飞。得情则钳持之，令不得脱移。”
已觊觎透彻毛的内心隐欲的林彪，刻意地投其所好，除其所恶。并且形成了无人能敌的“林氏风格”的政治语言----他一开口，便言辞犀利，所向披靡。无不入木三分地领悟圣上的深曲心意，又无不一语中的地致领袖的怨敌于万劫不复之地。
此等语言，来源于他匠心独运的“林氏腹稿”。所谓的“林氏腹稿”，指的是林彪有一套非常独特怪异的读书(文件)、思索、揣度政局与领袖心态的方式(详情可阅其秘书李文甫等的回忆录)。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潜隐在古冢一般幽暗的卧室书斋内，林彪将战场上殚精竭虑运筹帷幄的深厚功力，转化到了政坛的勾心斗角上。极为精明的审时度势、设局布阵。
自1959年至1966年，他的几次重要表态，都是精心构想深思熟虑的“旷世杰作”；都对中国政治的畸形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甚至是一锤定音的作用。
他那用心极深的数篇讲话，足以为某些领导人的政治命运定性，或是为整个国家的政治前景定向，或是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神话定调！一、为政治人物定性----
1959年，庐山之巅，“政客林”华彩亮相。他一开口，便锋芒毕露，一剑封喉----给彭德怀的“政治问题”定性：“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在那个阶级斗争至上的年代，他的定性之言，足以致任何人于死地。
接着他巧妙地奉承最高领袖：“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林氏风格的语言特征从此彰显：在致“政治敌手”于死地的同时，也刻意地贬低自己(以此赢得圣主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还得尊奉起一尊至高无上的神明。
这便是林氏风格的政治语言的“一石三鸟”之功！
可是，根据林彪的《101笔记》看，那时的林彪对于彭德怀的私下评语却是：“他是正确的，可惜性子急了些。”
----林彪的最为可怕处正在于此！对于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大是大非，他无不辨明得一清二楚。但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或曰，为了隐秘之政治目的，在公开场合中，他不惜完全地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加罪于无辜者，颂圣于大过者。由此达到“得一人者得天下！(《101笔记》语)”的政治目的(说林彪无野心，甚可疑！若无野心，何必如此地苦费心机？)。
此时的“政客林”已经把握精准了毛内心的深度焦虑----极为担心自己步斯大林的后尘，身后被党内军内的“赫鲁晓夫”们鞭尸(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毛的刺激极大)。
笔者曾经困惑不解，为何林彪要给彭德怀扣上“冯玉祥”的“污名”？彭德怀的一生中从未像冯玉祥一般地在政治上善于投机变脸。直到书此文时才恍然醒悟，原来称其为“冯玉祥”的潜台词是----你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要在毛的身后变脸鞭尸！这恰恰是毛的大忌！
果然，他那用心极深的批彭保毛的言论，深得圣心，得到了皇恩浩荡的酬劳----毛授命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之职。
这时的林彪已是徒具“将军”外表，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政客”。军服，不过是他的“戏装”；军队，则是他长袖善舞出将入相的大舞台。
(笔者还认为，林彪在庐山上的批彭还夹杂有私念----他的妒功心理。抗战时期，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比林彪的“平型关之战”的规模和成果要大得多；在之后的国共决战中，林彪的战功又显然超过了彭德怀；再之后的朝鲜战争，彭德怀又令林彪大为逊色，从此他淡出政局。不能不说，这是林彪的一种隐痛。庐山会议，让他出了这口憋气。)二、为政治前景定向----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这本来是一次总结“大跃进”所带来的大饥荒灾难的极其严重的历史教训、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引向比较健康的发展方向；也为了是让憋屈了好些年的各级干部“出出气”的、恢复党内民主气氛的一个大会。
然而，“政客林”的一席发言，彻底逆转了整个会议的气氛，扭转了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引导全民族不可救药地滑向了万丈深渊。
他将大灾难，轻描淡写成“交学费”。为了一场“伟大的”政治理想(实验)，几千万草民必须成为“小白鼠”；
他将这场大灾难的主要制造者，塑造成了“绝对真理”的化身。将所有的错误(仅仅是“错误”吗？！)之因，归罪于各级干部----是他们没能正确地理解和执行“伟大领袖”的英明决策！
他将本应该彻底澄清的是“人祸”、还是“天灾”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巧妙地戾转为必须加强“党内团结”的党性问题。谁再纠缠于追究责任、谁再质疑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谁就是破坏党的团结，其罪甚重！
可以说，此时，林彪的三寸不烂之舌的功力，已经达到了《韩非子·说难篇》的至境：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
效果是明显的，他的高论令灰头土脸的圣上喜出望外。立即下旨，将林彪的讲话传达到全党！多么奇妙的君臣组合----“贤臣”极力地为圣君开脱罪责、歌功颂德；“明君”则极力地为爱卿频降皇恩、加官进爵。
崇高圣洁的“同志”关系，已经演化成封建传统的“君臣”关系！
臣，视君为龙也：“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政客林”当之无愧地成就了此功！(韩非子还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政客林却没有。他的“成其说”，纯粹的为了私谋私欲。)
国防部长竟然大谈政治，真是历史的荒诞！从此，所有的中国人，都被这对君臣联手的“突出政治”绑架了！引领整个国家，不可救药地滑向了十年浩劫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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