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相继开展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黄永胜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仅次于林彪的二号人物，在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他的揭发批判可谓铺天盖地，受其株连者不知几许。而我这个曾在13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背后被一些人定格为“黄永胜的老秘书”的人，在运动中却毫发未伤，特别是在黄永胜进京当了总参谋长之后，竟没发现我与黄永胜以及黄家有任何私下往来。有人表示惊讶：“你真不简单呀，想不到你早就对黄永胜心存戒备，保持了距离。” 我赶紧声明：“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警惕性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我的想法很简单，人家现在是中央首长，日理百机，贵客盈门，我干吗去给人添乱，找麻烦？”
黄永胜墓
但是，我应了那句名言：在劫难逃，最终还是在“揭批查”运动中落马。倒不是查出我隐瞒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对运动的“态度不端正”，“泼冷水”，“干扰破坏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批斗，“打态度”，不待运动结束，便将我赶出军区机关，发配湘西。
独树一帜的“揭批查”
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揭批查运动”，全面深入地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各种罪行。当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南下广州，亲自发动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军委领导如此关心、重视广州军区，军区机关干部莫不欢欣鼓舞。文化大革命中，广州军区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后来“四人帮”的指示多有抵制，遭到他们忌恨，经常受到敲打、刁难，军区上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特别是1974年1月24日，江青派了3名特使给到任不久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在广东省委领导中排名第四的赵紫阳送来她的亲笔信，布置他们在军队和地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随即造成军队、地方大乱，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大家渴望揭开。
但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几位领导都不提该清查“四人帮”的哪些罪行和如何进行清查，却大讲揭批“四人帮”与“批林”的同一性，说“路线斗争是两次，实际上‘四人帮’、林彪是一伙的”；并且要求继续揭批军区原领导人黄永胜、刘兴元、梁兴初、温玉成、丁盛、任思忠的问题。上述6人，黄、刘、温调离军区都已10年甚至10年以上，离开时间最短的丁盛、任思忠也已4年，但他们的问题还要记在广州军区账上，并据此认定广州军区为“重灾区”。有了军委领导人的定调儿，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因为随意点名并公开宣布刘兴元、丁盛、任思忠“不是死党也是死党”，结果受到中共中央批评的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便理直气壮地宣布：“揭批查”必须联系实际，在广州军区，最大的实际就是要继续查清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听了这样的动员，许多人窃窃私议：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是林彪的主要罪状之一，“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7年，林彪集团的成员大部都在，特别是“四员大将”一个不缺，居然倾全党全军之力查了7年仍未查清，倘若不是以此做紧箍咒故意整人，岂不也是太无能了吗？
在随后开展的运动中，我所在大组的领导要我揭发黄永胜的阴谋活动，因为我曾给黄永胜当过秘书。我认真对待党组织的决定，但我确实没有发现黄永胜有什么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我根据自己对黄永胜的了解，讲了他在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但被认为回避要害，捂盖子，说我中毒太深，立场还没转变过来，对黄永胜还有感情，有幻想，根据就是我曾在十几年间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可见黄永胜对你的信任之深”，“难怪你不揭发黄永胜的罪恶活动！”
我确实曾在十几年间给黄永胜当过3次秘书，但这并非我之所愿，而且也并非出自黄永胜的提名。对此我不得不多着一些笔墨，加以说明。
意料之外的三进三出
1953年，我时任第55军党委秘书，军机关驻在湛江。5月2日，军政委王振干同志突然找我谈话，说已决定调我给中南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他还告诉我，黄参谋长刚从海南检查工作回来，现住军招待所，后天就回广州，要我到时同行。
事情实在来得突然。我从1951年开始当秘书，几年下来，深感这项工作担子很重，早就不太安心，今后到大军区机关，担子将会更重，而且我知道，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和第一副司令员叶剑英都已调往北京，黄永胜实际上是军事工作一把手，而我军龄短，做秘书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又不懂军事，实在难以胜任。我认真恳切地向王政委讲价钱，要求留在军里，他却说我不应该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不懂的事情可以学，只要勤奋努力，完全可以做好工作；他还讲了黄永胜的许多优点，说“黄参谋长是个洒脱人”，我在这样的首长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的意见全然无用，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分配。我很纳闷儿，我与黄永胜没有任何历史渊源；中南军区下辖十几个军以上单位，怎么偏偏调我去当秘书？以后得知，就在黄永胜那次去海南时，他要他的老部下、海南军区政委陈仁麒为他再物色一位秘书。陈原任48军（后又改称21兵团、55军）政委，我最初当秘书就是在他身边工作，他对我的印象不错，是他向黄推荐了我。
1953年12月至次年2月，我随黄永胜参加了“党的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并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月初回到广州，机关精简整编，黄永胜处只留一名秘书。另一位秘书阳地同志资历比我老，秘书业务也比我熟，自然留他比我合适。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我深感作为军人却不懂军事之苦，决定趁机到军校学习。这时早已过了入学时间，经军区干部部特批，我到汉口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当了一名插班生。
这就是我在黄永胜处当秘书的一进一出。
第一高级步校是以培训营、连两级主官为主的军事学校。我虽然原有的军事基础很差，又是插班生，但我在文化知识方面占有很大优势，而且我的学习自觉性高，不怕苦、累、脏，成绩很快脱颖而出，一年半后毕业，名列全连第一，17门课程，除一门为良好外，其余全部优秀。不料，就在即将毕业之时，突然收到阳地同志来信，他说自己当久了秘书，长期忙于事务，决心争取相机到政治院校学习，他已向首长建议，我毕业后回去接替他的工作，首长已经同意；他对未能事先征求我的意见表示遗憾，盼我谅解。我实在不愿再当秘书，但我同时得到一个消息：如我像一般学员那样由学校分配工作，很可能留校。两相比较，宁可重操旧业。我就这样二次给黄永胜当了秘书。此时中南军区已经一分为二，主体部分成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4个月后，阳地去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最高学府----政治学院学习。
1958年9月，黄永胜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我被安排到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部）任参谋。这可算是二进二出。不过这次出得不太利索，黄永胜在学习期间照常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召开的重大会议，他仍然需要秘书，自然还是我去。一共3次，累计时间约有半年。
1960年，黄永胜毕业回到广州。此时我正在西藏参加平叛。军区主管部门调于贯文同志来当秘书，他一干就是5年。1965年4月，41军362团政委出缺，这个团是老部队，于贯文是团级干部，他向41军首长和军区干部部自荐，都表示欢迎他去，但同时也都提出：“这事儿得黄司令员同意。”黄的夫人项辉方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贯文先找项恳切陈情，项表示理解，随后黄也表示同意，但是提出须找到合适的接替人选并经试用之后才能放行。这可不是十天八天能办成的事，而团政委是一个团的党委核心，不能长时间空缺，于贯文唯恐错过这次机会，急得坐卧不安。世上偏有这等巧事：就在此时，军区收到总部的调令，要我到总参谋部作战部任参谋。能到统帅部工作，这是极大的政治荣誉，但我却另有考虑：第一，我不愿意在大机关工作；第二，早年我曾在北京求学，熟人很多，而且我的家庭成员也多在北京，这是在要害部门工作的一大忌讳。我向军区作战部首长汇报了我的思想和意见，作战部首长表示他们也不愿意我走，但是作为下级业务部门，不能同总部讲价钱，调令必须执行，劝我早日赴京报到。正当我为此烦恼之时，于贯文闻讯而来。他对我讲了一个“两全之策”。他说：“总部的调令，军区机关是抗不住的。你若是去了总部，以后就很难再挪窝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首长（黄永胜）的牌打出来，请作战部或干部部给北京打个电话，说你是首长的老秘书，在总部的调令下达之前，已经决定回到首长这里工作。总参作战部是杨成武副总长分管的单位，首长和杨副总长是老战友，交情深，总参作战部领导也都知道，这点面子他们会给的。你不去北京，你老弟帮我一把，先把我的位子顶上，你也不需要试用，你来了我就可以走人。我知道你不想再干秘书，这好办，我和项副主任讲好，请她尽快找人，这你可以放心。”
我感到他讲得有理，同意了他这个方案，于是第三次给黄永胜当了秘书。
大约黄永胜和项辉方也感到我这个秘书确实“老”了，不便久留，或者是于贯文走前的意见起了作用，我上任不到半年便从军区干部部又选调了一位秘书。1966年1月，一纸命令宣布我改任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后改称处）副科长。
这就是13年间我三进三出于黄永胜之门的背景和经过。我写这些，是想说明两点：第一，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内情不过如此，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第二，我在13年间断断续续先后3次给黄永胜当秘书，加上我当作战参谋期间同他也有不少接触，还有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年间，我作为他参谋班子中的成员，这为我全面观察、了解黄永胜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我可以或者说有责任就他的为人以及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表现，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我看黄永胜
1953年5月，我的老首长王振干同我谈他对黄永胜的印象时，用了“洒脱”二字。不少人觉得这两个字很雅，其实在北方、特别是在山东、东北一带，这是大白话，它有豪放、自然，做事干脆、利索等意。经我长期观察，我认为王振干这一高度概括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黄永胜不是过去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农干部。他是受过旧式启蒙教育的。他爱学习、喜看书、好思考，比较能接受新鲜事物。他能从一个普通战士很快脱颖而出，担任高级指挥员后又屡建战功，受到林彪、罗荣桓的钟爱，他的勤奋好学是一个重要因素。
他的老部下、曾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萧元礼说，早年在中央苏区作战或打土豪时弄到书籍，黄永胜都不放过，看中的他就留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类小说，都是他在这一时期看的。他记性好，看了能记住，又喜欢讲，闲暇时间经常有些干部、战士围着他，听他“讲古”。这也是他和下级关系融洽的一个表现。
黄永胜在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经常谈古论今，引经据典，黄永胜每遇不甚明了的成语典故，都要叫我标明出处，弄清原意。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一散会黄永胜便到南京路一家古书店去搜购有关海瑞的书籍。他虽未经过系统的文史知识学习，但通过工作中这种点滴积累，所得也很可观。
战争年代，黄永胜不畏强敌，多谋善断敢打，特别是在东北战场，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他在兵力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两战杨杖子，歼敌3个师；在辽西会战中，他率部昼夜疾进，在最后一刻抓住国民党军最精锐的第9兵团主力，为取得辽沈战役的全胜做出决定性贡献。
在和平时期，他在工作中也不甘人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南京举行过一次全军军事技能比赛，一位副参谋长担任广州军区领队。比赛结果，在十几个大单位中，广州军区名列第三。这位副参谋长回到广州后面带喜色向黄永胜报告参赛情况，不料却挨了批评：得个第三也值得高兴！黄永胜认为，解放战争时期，四野部队出尽了风头，创造了多少个第一！广州军区是四野的老底子，现在军事技能弄个第三，这是倒退，要赶快找差距，急起直追！为了提高军区部队的军事素质，黄永胜特别重视对干部的培训。1962年5月和1963年2月，黄永胜亲自主持了在衡阳车江139师和粤东123师驻地举办的军、师、团三级干部集训。车江集训时，参训干部按连队编组，军长当排长，师长当班长，黄永胜当连长。他不但言传，还亲自做各种单兵战术示范动作，“大首长做小科目”，一时成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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