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最近又起纷争。美国一架P-8A海神式侦察机飞越永暑礁上空时，中国军队一名调度员八次发出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当前的中美关系就好比训练一头狮子：无论你和狮子相处得多好，狮子始终有可能咬你。
中美关系与美国对中国民族性的观感一样，都充满矛盾。中国人有时被视为专横强硬的共产党员或流水作业的工厂工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价值观也一无所知。但美国人也认为中国人亲切好客。
中国的鸽派变成鹰派，令这种爱恨交缠的情绪更为复杂。例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科学及国际事务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早些时候便写过一篇题为《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文章，在国际关系领域掀起巨大回响。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不赞同其观点，并提出若要以重建双边关系为目标，就要以建设性和务实的态度建立新的框架。其所言有理，但各界也应记住，沈大伟论文所引起的争议，反映美国学者仍远远未能理解中国政经改革的重点。
美国似乎向着负面的方向调整安全策略，中国仍未能理解个中原因；而美国于此时派出侦察机前往中国领空附近，机上还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令中国大感愤怒。
对于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盟国日本，以及亚洲其他邻近国家，中国也有诸多不满。日本对中国每项外交政策都心怀敌意；其他由美国支持的亚洲国家则声称拥有属于中国的岛屿──至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公开立场是如此。
中美可以成为良好伙伴，但先决条件是两国必须明白，建立新关系的过程中，双方既有施也有受。也就是说，两国的鹰派人士都必须听取建议，作出克制和妥协。
对美国太过友好，将对中国决策者造成困难，因为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商业关系。中美两国在经济上互相依存，但两国对彼此的价值观完全不了解，再加上历史上和当前的冲突令形势更复杂，因此有可能形成各种隐患，尤其如果事件牵涉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美共治”的G2（两国集团）概念最先由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提出，受到一些政界人士提倡，例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C. Fred Bergsten）和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优秀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支持这个理念，并创造出“中美”（Chimerica）一词，以形容全球两个最大经贸国之间的共生关系。外界呼吁中美加强合作，虽然个中道理不容置疑，但有意思的是，中美两国都对这个理念嗤之以鼻。有必要审视反对此理念的论据，最高决策层尤其应该仔细研究，因为中美决策层之间的相似之处，可能比大部份人想像中更多。
如果G2不可行，P2（Partnership of Two，两国伙伴）又如何？可以建立一个框架，让参与双方正式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以推动双方的共同利益。两国建立这样的伙伴关系后，将可以防范一系列可能影响双方经济依存关系的事件，而这种依存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基础。
同样，中国将与俄罗斯建立另一种特殊关系──C2（Club of Two，两国俱乐部）。这是一种非正式关系，以互信为基础。
俄罗斯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活动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并坐在红场上观看阅兵仪式，美国人自然对此密切关注，不过西方媒体都淡化此事的意义。这再次反映美国人虽不喜欢中国的价值观，但也深知不能太过强硬，以免迫使中国与俄罗斯建立反美联盟。
在当前外交环境下，鹰派难以像1980年代初那样轻易接受中美建立关系。与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不同，现在的政圈中，没几个有勇气开辟新道路，提出可以大幅改变现状的策略。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对华实施“相称的参与政策”，即中美在亚太区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互相配合对方的利益。
美国实施“转身亚洲”政策后，两大政党至今似乎都无意要求美军撤出亚太区。美日两国更大大加强国防联盟，而据称美国计划在澳大利亚北部部署B-1轰炸机。美国似乎决心在可预见的将来操控亚太区。
接下来将是如何？索罗斯（George Soros）最近呼吁美国对华大幅让步，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或有助深化中美两国的依存关系。但让一个新兴强国和一个现存强国为了世界福祉而合作、共同管理千疮百孔的全球金融体系，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吗？
第7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今年6月底在华盛顿召开，届时就知道中美政坛人士可以达致什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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