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小学疯狂的课后补习班

“接送班”、“长托班”、“辅导班”・・・・・・名目繁多的课后班挂牌营业，遍布学校四周。据榆树市教育局统计，社会力量所办课后辅导班约有70多个。这只是官方数字，更多课后班甚至连招牌都不敢挂。

课后班分两类，即在职老师办班和社会力量办班。一位知情人士说，校门口的小队伍中通常包含这两种，分辨要领在于，社会力量办班的学生由于来自不同年级，学生个子高矮不一，由于各个年级放学早晚不同，多是分批接送，学生数量因此不集中；而老师办班的学生队伍由于多是来自同一班，其身高较为统一，数量较集中，一队有二、三十人。

在培英小学和榆树二小，各随机采访了十多位家长，除了少数不清楚，其他家长均证实老师办班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有家长直言，课后班已是公开的秘密。

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距离学校不足百米，约80平米大小的房间坐着50多个跟她一样来补习的学生。这种课后班由老师操办，主要是照顾学生下午放学后做作业。

在招揽生源时，多数办班老师采取暗示的方法，家长也能心领神会。部分老师的开班方式更为直白：“你孩子成绩不行，来我班补习补习就好了。不补习还学什么习？”

培英小学一知情老师证实，2013年，该校两位教师因办班争抢生源而大打出手。

2010年，时任榆树市教育局局长李申利曾斥责，“个别教师课后办班，课上内容课外讲，更有甚者，威胁或变相威胁，暗示学生参加自己办的课外班，不参加就给脸色看，给‘穿小鞋’”的现象，认为这是“把育人的义务当做敛财的权力”。

唐小英的母亲周兰曾考虑过价格更为低廉的社会力量办的班。权衡后，还是去了老师那里。在周兰看来，调座位、评优秀、选班干部，甚至课上提问和批改作业都是老师的“权力来源”，“现在老师办班，何不做个顺水人情。”

相比社会办班，老师办的课后班有天然优势，家长对老师的班也更有信任感。

要求化名的社会力量办班者赵仁说，在老师办班日益隐蔽的情况下，虽然孩子因老师辅导而获得进步的成效并不明显，但家长依然心甘情愿。

赵仁的课后班离四小仅一街之隔，开班7年，如今班里的人数有42人，为历史最高。这份成绩源于与老师合作。对老师介绍过来的学生，赵仁会给一定提成，这笔钱类似于“保护费”，“保护”自己的生源不被办班的老师挖走。但他不愿透露具体金额。

榆树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科科长王玉春坦承，老师办班的一个强大动因是利益驱动。根据新东方发布的《2014中国基础教育白皮书》教育行业篇内容，“中国课外辅导市场规模已达到惊人的6502亿人民币”。

榆树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学老师说，“学校有位老师，办班前月工资2000多，还有房贷，日子过得紧巴巴；办班两年，不仅还清了房贷，还买了辆20多万的车。”

以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为例，住宿生每学期2000元，接送生每人每月500元。班上有22名住宿生和30名接送生，该老师一年课外收入约23万元。而他一年的工资收入，还不到办班收入的五分之一。

该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近些年该局一直没有放弃纠正老师课后班问题。虽然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提倡举报，但学生家长对此心有顾忌。一位家长说，他曾看到长春市有家长因举报老师办班而被查出来的新闻报导，最终，那位举报人的孩子因受不了学校的“青眼有加”而被迫转学。

通常，教育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查处老师办班，但现实中，查处情况并不理想。

史岩是榆树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科的一员。他指着手上的伤疤说，有一次检查过程中，一名高中学生抡起一把椅子向他砸了过来，正好砸到了他的手。对于教育部门的正常查处工作，该学生很生气，“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学习？”这件事也让当地教育局有关人士对课后班有了新的认识----教师办班补课有其强烈的社会需求。

在中考、高考的压力之下，老师办班变成一件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对于考试压力相对较小的小学来讲，老师办班也给家长提供了便利。

唐小英的母亲周兰说，“课后班被你们曝光后，以后孩子放学去哪儿？”周兰和很多学生家长一样，因工作，无暇及时接孩子，于是，把孩子留在老师办的课后班里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里22个住宿生多来自农村。该市教育局义务教育科科长张树林说，榆树是产粮大县，农民多出去打工，据统计，2014年榆树劳务输出约40万人。每年留守儿童约10万人次，这些孩子需要人来监管。于是，课后班、长托班顺势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