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足联作为在瑞士注册的民间组织，在成立之初就以强势做派奠定了足坛职业性国际赛事的规则制定权。随后借助20世纪50年代电视机和卫星电视的渐渐普及以及跨国品牌全球化营销的东风，实现商业化转型。但是，由于受在瑞士注册的非营利组织身份所享受的财务不透明特性，让其在具有数十亿美元商业价值之后仍缺乏必要的监管，从而成为部分利益集团和个人巧取豪夺的“金矿”。
苏黎世湖是瑞士最知名的冰蚀湖之一，是由于冰川活动中刨蚀、掘蚀地面产生凹地积水而形成的湖泊。五星级豪华酒店Baur au Lac坐落在苏黎世湖畔已经超过170年。这家一晚套房标价4000美元的酒店成为国际足联委员（FIFA）开会经常选用的场所，也是各国说客“觐见”FIFA或是召开欢迎宴会的地方。这里曾经见证了涉及FIFA的多笔地下交易。2015年5月27日，在这里，一场由美国主导的，针对FIFA地下交易的反腐风暴由此展开。
2015年5月27日凌晨6点左右，十余名身着便衣的瑞士警察进入了铺着大理石地板的酒店大堂，向惊魂未定的前台服务生索取特定人物的房间号。这份名单包括时任FIFA副主席的杰弗瑞・韦伯(Webb Jeffery)等7名FIFA高官。随后，警方挨个敲开目标人物的房门，实施抓捕。曾经有名单上的房客致电前台询问为何在凌晨被敲门，前台回复，必须为警方开门。
抓捕行动过程中，并没有使用手铐。酒店服务人员用白色的床带遮住了进入警车的FIFA高层官员的脸。美国司法部对包括当日抓捕的7名高官在内的9名FIFA高官以及5名营销公司高管等14人提起诉讼，指认他们有组织地、系统性地贿赂、洗钱、敲诈等，并将当日的抓捕行动规格定为应对“黑手党”的规格。
曾经连续担任四届FIFA主席的赛普・布拉特（Sepp Blatter）并不在起诉书中。在抓捕行动进行完毕的第二周，他甚至以多数票优势第五次当选FIFA主席。然而连任后的第四天，布拉特却突然宣布离职。之后，FIFA秘书长瓦尔克(Jerome Valcke)表示将“推迟”2026年世界杯主办国的竞标程序。其实，近几年来，FIFA一直受到丑闻的困扰。由于在瑞士注册的非营利组织身份所享受的财务不透明的特性，让FIFA具有数十亿美元商业价值之后仍缺乏必要的监管，导致了其贪腐行为屡见不鲜。
直到5月27日， FIFA首次面临起诉、逮捕，FIFA种种弊端包括犯罪记录暴露在世人面前 。
在5月27日的瑞士抓捕行动之后，下一个切实的问题除了布拉特离任之后的下届主席是谁之外，还包括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是否会易地。在美国司法部提起公诉之后，法律人士预计，诉讼将会相当漫长，甚至可能会长达数年。而对于足球迷来说，人们最关心的依旧是当前近乎大换血的FIFA如何才能驱除毒疮，净化改革，毕竟离下一次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只有三年了。
从“清水衙门”到“资产过亿”
对于足球迷来说，FIFA最为公众所熟知、也为该组织带来最大的收益的就是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
根据2015年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2011年到2014年间，FIFA总收入为57.18亿美元，而这笔收入的80%来自于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电视转播和市场营销权的售卖。其中，电视转播权获得24.28亿美元收入，市场营销权则获得15.80亿美元收入。
不可否认的是，现如今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收看人数最多的体育赛事。自1998年法国世界杯起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电视转播观众人数达到40亿人次，远远超过奥运会，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体育盛会。在世界杯决赛夜，部分城市的电视收视率甚至可以达到100%。
因此，即便价格不菲，但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市场营销权依旧让全球媒体和公关公司趋之若鹜。
其实，世界杯并不是从来就受到广泛关注。
1930年，FIFA才开始着力打造在奥运会赛程之外的单独的国际性足球锦标赛，也就是后来的“世界杯”。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参赛队伍只有13家。随后，世界杯和夏季奥运会男子足球比赛处于并行的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FIFA从奥组委手中挖出了专属的“垄断”资源，规定奥运会足球比赛只有23岁以下球员参加，将奥运会足球赛定位为“业余比赛”，而职业球员将只能集中在世界杯上进行决逐。
同时，FIFA的章程中明确规定，“保证未经本洲际足联和FIFA的同意和批准，不成立国际性联赛组织或相应的俱乐部或联赛组织”，进一步巩固FIFA在足坛职业化中的“独家性”和“话语权”。
而将“优质的垄断资源”转化为关注度，进而转化为收入，则借助了20世纪5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大众传播网络，特别是电视的发展。1954年，世界杯在英国第一次实现了电视直播。
而随后深谙“独家资源”价值的FIFA在 1962年4月14日和欧洲广播联盟(EBU)签署了1966年世界杯的独家电视直播权合同，金额为30万英镑（当时美元和英镑的汇率是2.7:1，相当于是80万美元）。这份合约奠定了FIFA商业化和国际化的基础。
借助电视转播权以及随之诞生的市场营销权的售卖，FIFA从“清水衙门”转而变为“资产过亿”。
在1974年到1998年期间担任FIFA主席，也就是布拉特的前任----巴西人阿维兰热离任时，曾不无得意地表示，“我刚接手的FIFA只有一幢老房子和20美元；24年后，我为它留下了价值40亿美元的资产与合同”。
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质疑FIFA在垄断足球资源的同时可能滋生的中饱私囊的腐败行为。
“非营利”标签下贪腐的便利
通过电视转播权和市场营销权收入大增的FIFA，一直标榜自己是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在FIFA的章程中写道，“本着足球运动的团结、教育、文化和人道主义价值，特别是通过各项青少年和发展计划，促进该运动在全球的持续发展和提高”。这才是FIFA最核心的宗旨。
为了体现其核心宗旨，FIFA不断追加全球足球“发展项目”的支出，包括足球场和训练设施的建设等相关项目。但是这种发展类项目却成了FIFA滋生腐败的“温床”。
在美国司法部对14名FIFA高官和营销公司主管的起诉书中写到青年队和发展类项目成为腐败最大的受害者。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FIFA下发的用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有些并没有流入最需要资金援助的草根俱乐部。而是被地方足协的官员截流。
但FIFA用于发展类项目的资金却是笔巨款。
根据其2015年公布的财报中显示，FIFA总支出的20%花费在“发展项目”上，总额为10.52亿美元，其中5.38亿美元花费在金融援助项目( Financial Assistance Programme ,简称“FAP”),这笔开销包括由于2011－2014年财务盈利好于预期而额外向FIFA成员分发的2.61亿美元。1.23亿美元支出用于 Goal 项目,另有3.91亿美元用于其他发展类项目。
根据FIFA官网的数据显示，预计2015-2018年财务周期中，发展类项目的总支出金额为9亿美元（不包括潜在财务收入所带来的额外追加支出），和2011-2014年度财务周期相比将提升1亿美元。
FIFA成员国可以每次为单个项目申请50万美元资金作为“发展基金”，今年该额度扩容为60万美元。但是由于FIFA的机制下，发展中国家享有和发达国家享有一样的投票权，因而FIFA的“发展基金”倾向于配发给发展中国家是否成为变相贿选的通道，引发外界的质疑。
“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钱。”36岁的美洲足球俱乐部后卫Fabio Braz对美联社表示，“我们得不到基本的训练保障”，而巴西足联总部大楼却造价3500万美元。根据FIFA官方数据显示，“发展基金”批准了全球155个地方足联建造总部的提案。
发展基金不仅存在着被中途截流的问题，而且很容易成为部分FIFA高官收受贿赂的“障眼法”工具。今年6月，南非警方展开一项对南非体育官员是否通过贿赂购买2010年南非世界杯选票的调查。随后南非体育官员承认，曾经授权将1000万美元打入前FIFA副主席杰克・沃纳(Jack Warner)的账户，但是声称这笔资金是对FIFA“发展项目”的捐款，而非贿选。南非体育部长菲基利・姆巴鲁拉(Fikile Mbalula)在6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受质疑的这笔款项是用来支持在加勒比地区非洲移民的足球运动,用于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修建一个足球中心。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杰克-沃纳的故乡。
那么，“发展项目”在FIFA的组织结构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统计，在布拉特加入FIFA之前，欧洲和南美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地区性足联在FIFA委员会中的联合票数占35%，离达到2/3多数票差22票，而时至今日，联合票数比例降至30%，也就是说，即使在欧洲和南美这两个地区足联手中一票未得，仍有可能通过重要提案或是当选足联主席的。
当FIFA在“发展基金”这一履行组织最高宗旨的支出上频现漏洞之际，却依旧享受着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免税优惠。而由于世界杯主办方竞争激烈，竞标国又往往以扩大免税为优惠条件争取选票。
全球市场营销权分配中的“机会”
FIFA的贪腐不仅是截流内部经费，或者通过自己收入变相进行贿选，还把手伸向了体育营销公司。
这些体育营销公司为了获取FIFA手中稀缺的电视转播权、市场营销或是赞助权，竞价程序遵循着一套内部法则。
在美国司法部于纽约布鲁克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调查此案的检察长凯莉・凯瑞（Kelly Currie）表示，“(被告们)之所以可以获得如此大笔的腐败金额，因为他们从热爱这项体育的人身上巧取豪夺，他们从市场营销权售卖收益中刮得自己的一份，放进了自己的钱袋。”
根据美国司法部对近期抓捕的7名FIFA高官所提起的诉讼书中显示，想获得市场营销权或赞助权、转播权的公关公司成为贿选、洗钱、敲诈的主要帮手和渠道, “这些公司通过向高层官员行贿来赢得生意”。
在司法部的起诉书中提到，美国新泽西州注册的足球公关公司（后查明为国际足球市场营销公司，简称ISM）从1990年到2012年期间给南美洲足球协会(CONMEBOL)的前任主席尼古拉斯・莱奥兹(Nicolas Leoz)提供多笔贿金，从而确保能够持续获取南美洲解放杯（Copa Libertadores tournament，是南美洲顶级球会之间竞争最高荣誉的国际赛事）的市场营销权 。
起诉书中提到，尼古拉斯・莱奥兹(Nicolas Leoz)曾经在1991年对另一家公关公司Traffic Brazil明确表示，公关公司可以从这些转播权或是赞助权的售卖中获得大笔收入，而自己却一无所获，“这不公平”。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调查，交通公司的创始人何塞・哈维拉（Jose Hawilla）同意给尼古拉斯・莱奥兹个人一定的报酬来确保公司在1991年拿到1993、1995、1997年的南美洲解放杯的全球独家商业代理权。交通体育公司向尼古拉斯・莱奥兹指定的账户多次汇款，直到2011年。汇款总金额超过达到7位数，也就是百万美元的级别。
其实，营销公司通过行贿FIFA官员获得想要的资源，早有先例。但由于FIFA强大的公关能力，使其受贿丑闻以最快和最低影响力结束。
ISL（国际体育休闲公司）是阿迪达斯老板霍斯・特达斯勒在列支敦士登注册的一家公司。ISL从1996年起，几乎成为FIFA电视转播权的独家代理公司，直到2001年因为盲目扩大业务线资不抵债而宣告破产。
ISL破产后，给FIFA流下了一大堆麻烦，一度是国际足联的梦魇。
BBC电视公司深度调查记者詹宁斯(Andrew Jenning)曾经获取了ISL一份支出单，揭开了这一FIFA独家代理方屡屡受到垂青的秘密----贿赂FIFA高层。这份涉及约1亿美元支出的机密文件清晰地记录了1989和1999年间，ISL向3大FIFA高官贪污受贿收取贿赂的证据。
在这三人中，涉及金额最大的是巴西足协主席里卡多・特谢拉(Ricardo Texeira)。他是前任FIFA主席阿维兰热的女婿。
这份ISL机密的贿赂名单中还出现了一个“JH”的账户记录，对应着一笔150万美元的支出。而JH则是前任FIFA主席阿维兰热(Joao Havelange)的英文名缩写。
这个丑闻以FIFA的声明结束。FIFA随后发表一纸公告回击说：这些事关ISL的问题要追溯到很多年前，瑞士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过调查。楚格（瑞士一地名）刑事法庭在2008年６月26日的宣判中，没有判定任何国际足联官员有罪。
其实，在上述公告所提到的楚格法庭的调查结束后，瑞士另一家小法庭重新调查了ISL案件，并确认官员曾经FIFA收受ISL的黑金，但其中不包括瑞士国民，因此没有深究。国际足联缴纳了350万英镑的罚金，庭外解决了问题，并要求对方不要对外透露受贿国际足联官员的名字。
对FIFA的贪腐，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 (James Comey)总结，“隐秘账户、回扣、贿赂成为想要和FIFA做生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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