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实现“党指挥枪”的灵丹妙计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作为“枪杆子”的军队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改朝换代、宫廷政变、平定内乱、抵御外辱都少不了军队的身影，几乎没有一个王朝不是由“枪杆子”打下来的。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天安门长安街阅兵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上军队将领发动叛乱，拥兵自立，实现改朝换代的事情比比皆是，数不胜举。因此对于历朝历代统治着，都把控制与驾驭自己的军队作为维系政权稳定的头等大事。从汉代开始，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监军制”，通过委派自己身边亲信在军队中担任监军，以监督军队及其高级将领行动，以文制武。

深知“枪杆子”的双刃剑作用的中共从建军之初，就无时无刻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来控制和驾驭自己手上的军队。党指挥枪，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不仅是靠将士们对党的忠诚，更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下设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中央军委是军队的最高指挥与决策机构。除邓小平时期外，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通常党的最高领导人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央军委的成员；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设置政治委员负责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军事干部都是同级党委的成员；部队的重大事情都由党委讨论批准。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这些是“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战士成立“军人委员会”，对干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监督，不过在实际运作中，军人委员会与工会一样，一般只是个空架子，很少能真正起到作用。

此外，毛泽东还继续采用中国历代的监军制，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并沿用至今，成为中共实现“党指挥枪”的灵丹妙计。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之间往往要进行频繁调动，这样，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1973年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签发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正式命令下达后的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必须到达新的工作岗位，每人可带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结果，不到10天，各大军区司令员就全部提前到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顺利完成。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队的指挥与调遣实行严格的分离。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自行带领属下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调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调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调兵权的人， 不经批准，不能自己到一个部队里去带兵。调兵权和指挥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指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调兵权高度集中与中央军委手中，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通常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军委统一供给，各地驻军不得就地筹饷。晚清和民国时期出现军阀割据，其中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建立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为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统一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

为解决军费问题，中国军队自1985年被允许进入民用领域从事商业活动，没多久各级军队组织的经营实力以几何级数扩大。据当时香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军队经商问题的专家估算，中国军队背景的企业目前在15000家以上，其销售额可能在每年近1500亿人民币左右，相当于GDP的2％，大家所熟知的如三九集团、新兴集团公司属于总后，保利集团是总参的企业，凯利集团属于总政，新时代公司属于国防科工委，长城、长风公司属于航空航天部。军队经商容易滋生腐败，更大的弊端是违反了军饷由中央军委配给的戒律，为此，在1998年12月15日，新华社正式宣布，全国所有军队、武警部队所办的经营性企业，均从这一天起与军队、武警部队彻底脱钩；并称“至此，党中央作出的军队、武警部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顺利实现”。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晚清与民国的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宫。他们既凭借自己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地方长官没有军权，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两者相互监督。这样，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就无可能。

“文革”动乱初期军队介入地方，搞“三支两军”，军队全面介入地方行政事务，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都由各大区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兼任，可谓“军政合一”。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要求地方上政权与军权分离，军队司令员不得在地方行政机构任职。

薄熙来在2012年倒台时，虽然他是重庆市委书记，执掌地方行政大权，并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护，但重庆地方上的军队完全归中央军委管辖，所以当中共最高决策者决定罢免薄熙来职务后，薄熙来没有任何拥兵自立的机会和可能，只得乖乖只身到北京参加“两会”，最后束手就擒。

六、“双首长制”，即同一部队有两个一把手，政委承担了中国古代的监军角色。军队指挥官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两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两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们很难齐心协力进行谋反叛变。

七、司令、政治、后勤系统三权分立，司令部负责军队里的作战指挥、政治部负责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部负责军队的后勤保障。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在一党专政的中共体系内部，军队的职能部分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因此中共搞“三权分立”的形式早已有之，只不过是性质与目的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不同罢了。

八、首都与地方军力部署实行“强干弱枝”原则。在军队部署方面，首都北京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军事力量。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军队中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正是依靠这一系列严密完善的制度安排，中共始终把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从来没发生过大规模的军队叛乱与地方军队大员拥兵自立的情况，更没有出现在很多亚非拉国家已成常态的军事政变与军政府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