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方案的定音面临着最后的表决，可是香港立法会综合大楼前的200警察，却让这座建筑被一团乌云所笼罩，仿佛在揭示黑暗的时刻即将来临，为了维稳所以派人驻守大楼。此前传出的“炸弹”和激进派人士新闻，更是轰动了香港各界，气氛显得十分压抑。面对新的风险，会议大厦被激进人士“冲撞”的可能性并不完全排除，出于对立法会议的安全性考虑，200警察的来临似乎更显的很有道理。
香港政改
但是此次立法政改，与其说是一次安抚民心的政治工作，不如说是香港自身进行的前程探索，他们也在找寻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政治模式和构架，只是在群众和激进派人士眼里，这是对中央方面一种妥协，于是立法会议这坛美酒，就被人灌以“毒药”，参与政改的人说这是饮鸩止渴，是一个临时的措施，在根本上还不能改善香港混乱的政治格局，这可能要从“袋住先”这个概念谈起。
被“袋住先”撕裂的香港政局
袋住先就是香港政府就2016年及2017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的宣传及推广而推出的口号，意思是指呼吁市民“暂时接受政府方案”，将来可再倾谈更深化的政制改革。将来可再倾谈更深化的政制改革。特区政府根据人大8·31决定制订的2017特首普选方案，其中重大的、原则性的部分，如由提委会提名、过半数“出闸”，是不会改、也不能改的；但具体到提委会四大界别不变下一些界别的成员人数和产生办法，在适当时候未必不可以拿出来作进一步讨论以至修改，从而令到提委会更具代表性和更民主化。这就是“袋住先”。
“袋住先”是广东话，生动传神，却很难翻译成普通话。勉强翻译，是先放在袋里，有如说先拿在手中再说，暗指给什么要什么，得不到的慢慢等机会再争取。以政改方案而言，等于说中央给什么就要什么，有所得胜于一无所得。
“袋一世”是部分香港泛民人士散播的言论，他们说道：“人大8·31决定，不仅不能撤回、不会修改，而且就算这次政改被否决了，以后有机会重启，也仍然是继续按8·31决定办。这还不是“袋一世”，又是什么？”然而事实是，人大8·31决定的“不改”，是原则不改、精神不改和底线不改。
为此，对这概念的理解出现了两个派别，一个是自由派，他们认为“袋住先”是香港灵巧的一种构思，是在临时委屈的情况下，为自己的转型谋取时间的思维，但是相对激进的保守派确认为，“袋住先”这个概念是极为模糊的，甚至等同于“袋一世”，为此两个派系之间互相缺少信任，并被野心派推波助澜，形成香港各方声音极为不同的混乱政局。
激进势力早在“占中”时期成型
实际上香港的温和派在斗争中失败，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由于香港“占中”时期，激进派收拢的人心犹存，这种对香港立法和普选的惯性思维，让此次香港政改变得如履薄冰，危机重重，在民调上，形成了反对《基本法》的趋势和浪潮，这是激进派所想看到的局面，当他们揭竿而起，有人响应他们会加剧香港的动荡。在他们看来，《基本法》就是一种假普选，香港的政改，应该由香港人自己作主。
“占中”时期，香港出现了许多激进人士，他们后期在活动走入低谷时，选择了隐忍，这是一种隐藏自己的行为，等待时机，什么时候香港再次出现争议事件，自己可以戴上激进派的帽子，进一步把自己的愿景和诉求说出来，能得到最大化的广泛认同，这一部分群体，也会在香港长期存在，即使这一部分群体消亡，他们的意识也多多少少会传递给其他人。
此次政改给足了激进派和自由派争论的机会，深入理解，这是“袋住先”和“袋一世”的激烈碰撞，如今所谓“袋住先”方案，所“袋”的内容不仅没有好好讨论，只是原封不动把原有的方案放进去，甚至连“袋住先”的“先”字，也置之不理。那个“先”字，代表了一个时间表，或路线图。如今这个“袋住先”方案，有关注这些问题吗？要“袋”多久？如果没有答案，那么“袋住先”，可能会变成“哄住先”，其实就像大人哄小孩一样的论调。不回答“袋”多久的问题，激进派就犹如一枚定时炸弹，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香港脉搏》则称，“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撰文批评“袋住先”有如饮鸩止渴；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一再重申，不可能接受“袋住先”方案，认为普选不能有不合理的限制。至于既支持占中，又联署反占中的学者罗致光，则声称若中央给予港人最终的普选方案，符合《基本法》和人权法的规定，他才愿意“袋住先”。
正如政改民意关注组成员李华明表示，关注组的最新民调结果，反映建制和泛民受访者的立场在近两个月间都愈加强硬，反映双方民意的撕裂情况更趋向严重。
尽管中央的“一国两制”的原则，体现了中央积极推进香港普选的一贯立场和态度，都是在广泛咨询、认真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反复讨论、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对于政治的发展，并不是靠社会各界的声音来定夺的，是不是要让每个香港选民都享有选举行政长官的真正民主权利，进而让民主政治将会有质的提升，让社会的大多数作为香港自己的主心骨，这有助于减少社会争执，使香港能有更多的精力造福民生，在经济略显疲态的现在打造自己的新型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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