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接通那一刻，刘伟钦的声音满溢着暧昧。嘘寒问暖之余，他忽然叹息一声，对电话那端的林豆豆说道，“太远了，思念也是白搭啊。我觉得我是你亲人，给你打电话我就想流眼泪。你保重吧！”
林彪与黄吴李邱
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41年前，在辽宁省文联从事美术创作的英俊小生刘伟钦，由于某种机缘成为副统帅林彪之女林豆豆选“驸马”的对象之一，最终又因为林豆豆对他的没有感觉而落选。这使他得以逃过后来那场举世震惊的灭顶之灾，倘若真以乘龙快婿的身份加入到林家，说不准他也有可能与林彪、叶群等人一道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仓惶出奔，落一个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既便如此，他仍不免要感慨一句，“咱们能生存下来，已经很幸运了”。躲过了大劫，风浪依旧，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失事，刘伟钦也被收审，背就背在他那时候又成了林彪集团“四大金刚”之一的李作鹏的女婿----无缘于林豆豆之后，刘伟钦又被转介给了李的女儿。
那时局面，可谓空前紧张。据“四大金刚”成员吴法宪之子吴新潮说，他所见的材料显示，因九一三而受审查的人计在10万以上之数。可以说，和林彪沾亲带故的边边角角都被卷裹了进去，又何况核心主体的“四大金刚”的子女们呢？
命运之手瞬息的翻转，这些孩子应声落地。就这样，本有可能在领袖的号召下成长为接班人的一拔高干子弟，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年纪就早早终结了在主流圈子里的角色扮演，消解于权力架构之外的一片茫茫草野间。如今这些人均已进入垂暮之年，沧桑往复，他们也完成了存在位次的转换和确认。
“我们就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应该怎么样面对失败？不要烦恼，要认栽，要非常平和、坦然地面对现实。”坐在人声嘈杂的酒店大堂里，吴新潮尽量把声音压低，生怕被人听去似的，不时拿眼睛看看周遭，“我们退出历史舞台，又回到原点。本来我们父辈就是老百姓，转了一圈儿还是老百姓，我们要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认认真真地当好老百姓。”
一
云端摇落，这些人需要在社会的土壤中重新生根发芽。正所谓鱼有鱼道、虾有虾道，当潮涌平复，他们却不曾随着浪头覆没，活得都还算不赖，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充分享受到了作为老百姓的快乐和幸福”。
刘伟钦夫妇如今称得上家资不菲了。他们同于1979年结束长达8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到沈阳。刘被安置在沈河区文化馆，他太太李大征则到了沈河区第四门诊部，都是搁在最底层。从前的贵族子弟，生活完全掉了个个儿，一家四口人住在15平米的小平房，困窘到每月需要刘伟钦父母接济。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体制内是没有任何前程的，迫于生计，1980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儿卖起了对联。
“黄吴李邱这几个孩子就我有一技之长，我是个画家，福字啊，生肖啊，我写我画我卖，逢年过节，我推车上街，一开始卖几十块几百块钱。”刘伟钦说，“我岳父对我说‘愈挫愈奋’，起码得生存呐，我们一直很坚定走下去的，拿自己的毅力去争取。”
做小买卖当时尚属低贱营生，从事这行当的大多是刑满释放犯人或无业游民，不为人看重。一开始，李大征有点儿抹不开面子，没好意思跟着刘伟钦出去抛头露面，只有到外地赶大集，出了沈阳地界谁也不认识了，她才放得开手脚一块帮衬生意。以后私营经济蔚然风起，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发展为全国的卖对联大户，不几年就赚了个盆满钵满。90年代初，中国的万元户尚属稀有，他们在沈阳已经买了别墅。李作鹏彼时已重获自由，有钱了，他们就把老人接到沈阳住，让他也高兴高兴。
刘伟钦的宅子所在，是沈阳早期的富人区之一，赵本山的别墅即与他家毗邻。别墅太大，老两口住不下，就挪到同小区里面积相对小一些的自有单元房，把别墅租出去，当起了房东。灰头土脸几十年，不意成就今天的称心如意，宽敞亮洁的厅堂里，刘伟钦要么光脚着袜在地上走来走去，铺开摊子尽情倒腾他的书画艺术，要么就陷在条椅里“儿子、儿子”地把老猫咪招呼到膝头逗弄。艳阳高照的天气，李大征则躲在房里看她的小说。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坦了。
说起来倒是得益于逆境的成全。被历史的筛子筛出来的这些人，好像身上蕴贮着某些野蛮生长的力道，被掼下来的过程中，这些能量同时得到激发。
“为什幺小草能从石头底下钻出来？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没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压之下想方设法找个空儿往外挤。”李大征说。当年父母遭难，一家人星散，在301医院上班的她被打发去了山西小山沟里的野战医院，际遇陡变，她的生存信念反而很明确，“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整个国家的气象为之焕然一新，环境逐渐发生改观，这是这一批人从头再来并最终得以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契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既使下海，可能也买不起房子，也就百十块钱工资”，“四大金刚”之一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说。1976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让他如鱼得水，很快就在社会里混开了，“应该是给了我一个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社会环境，我在‘海’里游得还可以吧，虽然不是冠军，但也不是最后嘛。”
黄春光把自己1976年进入社会后的全部历程概括为短短四个字，即“适者生存”。转业到工厂，不想叫人指着脊梁骨说不行，自我降格成“一年级学生”，从ABC学起，一天跟一个工位，把整条流水线跟下来，了解产品生产过程。从生产、技术、新品研发、销售一直到计划生育工作，在厂里他都管过，在这么一整套实操中，打下一个扎实底子，也加强着他的决心，“你要知道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样能做好，或做到最好才可以，要没有能力，在这个夹缝里很难生存。”
这位苍髯老者气定神闲地点上一根烟，谈吐慢条斯理。比之于其他人，他身上多了几分养尊处优的雍容况味，衣着光鲜，修长的手指略翘作兰花状，小指上蓄有一段长指甲。这仪态隐有些许公子哥儿的派头。但从他的脸上很难看到什么表情，言辞平淡，没有一丁点儿戏剧性的激荡，眼神漠然，是典型的一种经风历雨之后转而看淡了风雨的情态。
1983年，为安置在青岛的父亲养老送终后，他寻求调回北京，按黄春光的意愿，当然首先是希望能进入体制内发展的，但那个体制不再可能给他机会，包括他同学邓朴方等人创办的康华公司等企业都不敢接纳他，眼看走投无路，最后是一个军地合办的贸易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他一条缝隙，才让他在北京立了足。这种处境极易对人形成一种本能上的驱动。
“从下海以后，我想的就是怎么能适应商场，怎么能生存下来，我不要最后变成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有同学就是这样的，惨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啊，养孩子都不行。”
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包袱，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才得渐渐卸除。能不能为企业赚钱，这是商业社会取舍一个人的最基本和最现实的标准，从另一方面也就分散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注意力。这些人的转折如此顺理成章----在人人削尖脑袋想着发财的一个市场经济里，他们也是爱干嘛干嘛，天地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
在赚钱这个问题上，黄春光表现显著，1980年代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倒买倒卖，凭借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别人上部委跑批文，半年也未必批得下来，他出马十天就搞定；别人上机关办事得送礼请托，他去了，机关里的同学朋友还要给他烟抽，“多数都给予一种同情，愿意给我一些帮助”。好风凭借力，最多的时候他名下有四台车子，同学请客吃饭全是他掏腰包，成天吃吃喝喝泡歌厅，生意场上虽然也挨过坑受过骗，但一年挣个百十来万不在话下。
“我算不上中国最早的一批富翁，只是有房有车。有一次我问柳传志，你的公司做到现在和90年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说那时候请人吃饭，看完菜名首先要看价格，现在是只看菜名不看价格”，比照这个标准，黄春光很谦虚，“我那时候只能做到请人吃饭时要看菜名还要看价格，我不能说我很成功。”
黄、刘等人现在都已经洗手上岸，退出江湖了，把孩子送到国外培养，自己则留在家里养老，过他们那“有产阶级”的生活，处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坐观世事。历史事实的呈曲线走势，总能从个人身上找见刻度，有人上去有人下来，这是翻来覆去且经久不变的一种循环，而在其间进行着上与下交替的人们，都会有自己的书写和呈现，荣辱得失，在他们那里自有一番演算。
“如果我父亲当时还在位，可能301院长是我的了，卫生部长是我的了，或者我有资源，认识更多官儿，拿着一大堆白条去翻江倒海挣钱了。我也就失去这个，还能失去什么？这些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可惜。”李大征对本刊记者说，神情显得淡定。脱离原有轨辙，他们夫妇进入完全市井的活法，刘伟钦成天粗服乱头，穿得像个收破烂的，丝毫没有富翁模样，李大征的面颜沾染着苦涩涤荡过后的忧郁，亦找不到富婆风姿。颠来倒去的生活，似乎恰好还了他们身在亿兆庶民中间的本来面目，“全国人民都是老百姓，我凭什么就不能当老百姓啊？我凭什么非要是高干子弟啊？”
只是自从父亲划入另册，当子女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个体，在社会上行走，所做的任何事情也都有可能遭到诟病。他们中看得开的，不忘顺带着自嘲----“屎在那儿是不臭的，结果挑起来反而很臭”。看不大开的，忍不住也要计较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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