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出现在立法会外的广场时，正在审议表决的政改方案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时刻。对于这项引发香港社会震荡的议题，港人已经备感疲惫。而这种疲惫感，在今年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上已经尽显。这几年随着香港本土派在政治论述上的崛起，纪念六四事件被形容为与香港本身毫无关系的闲事，也被这些本土派看成是阻碍香港建立“自治城邦”的“大中华主义”思想的体现。本土派这种想法除了突显他们狭窄的世界观和作为失败者的恐惧外，还让外界看到某些香港人自私自利的态度。
六四烛光晚会
支联会全名为“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顾名思义，这表达了香港人对中国的热爱和参与大陆社会各方面发展的热情，而以泛民为代表的支联会，恰好代表了香港的核心中坚分子----中产阶层，因此，有别于前特首曾荫权含糊不清地定义“走第三道路”的中产，或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所谓“喝咖啡或看法国电影”的中产，真正的中产价值观却能在六四烛光悼念晚会中看到，便是那些一直对建设中国怀着激情的香港精神，而不是那些自私自利只顾独善其身的颓废主义者立场。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开始发现，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和“七一大游行”，已经成为一种僵化的宗教仪式，比如每次都只是同样的致辞、唱歌和燃点蜡烛悼念，这种宗教形式化的表现阻碍了参加者对六四事件的科学考究和对事件背后来龙去脉的反思，也使他们未能从中找到自身的改变和民主建设中国的方向。也正因为这种宗教化，六四事件被视为政治立场的道德分立点，亦即“大是大非”的问题，因此产生了所谓“维园阿伯”和民主派之间的对立。同时，也因议题被完全道德化，令人们更不能认真和深入地探讨以及理解六四的历史，也因为人们对事件的历史性及其背后任何政治、社会，以致道德意义的不清晰；所以，六四在香港最终成为最常被提及但最少被深刻讨论的一场政治运动。若从这个角度来看，维园阿伯和民主派或中产的立场其实是一样的，都停留在对事件表面的感知层面上。那么，这些真正关心中国命运的香港人,应如何放下宗教化、道德化的情结，科学客观地探讨事情的历史，让香港不仅是祭奠的处所，更是首先将六四事件作为中国历史的大事件来正名及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的地方？
知识分子不应成为神主牌
在六四事件之后的这么多年，在香港，不论是主流媒体或任何政治团体（包括建制派）的论述，都同样把焦点放在一个当年被认为主导整个运动及代表群众真正诉求的群体上，他们就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也是近年香港和台湾大部份社会运动被认为最具抗争能量及自发性的族群。然而，往往出于“良好愿望”或由于媒体的过分渲染，人们将一切社运的善良和美丽光环放到学生和知识分子身上，但这些人所提出的诉求究竟又是否真正代表社会改革的全部可能性却没有过多讨论
如果没有真正深入调查和了解，凭空控诉六四事件的暴力和死伤当然十分容易，但若未能真正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改革和分析，显然是与先前所述的香港精神相违背。要知道中国从1984年开始，城市改革所带来的种种政治经济不均，导致大量投机买卖、逃漏税的行为，后来为了提高国家企业的竞争力而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更成为通货膨胀和投机买买的导火线。这些实实在在关于城市居民生活的问题一方面成为学生上街为社会代言的导火索，另一方面也成为其中一些人从言论自由、西方民主制度中寻求出路的依据。
在整场运动中，学生只是参与的其中一个群体。但由于他们的政治单纯及没有太多的生活压力，因而成为社会最早发出呐喊的尖兵。之后的参与者包括劳工、中小企业，甚至是国家干部。他们大部份都希望社会改革，但并没有要求执政者下台的意图。在六四运动中，后者的参与基本上被媒体和历史完全抹煞。这部分人恰恰是承受悲剧的主体，是亡灵中的很大部分。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使当时的决策层感受到危机，一方面采取了镇压行动，一方面在事后没有大规模的对社会“秋后算账”。可是这些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之外的群体的诉求却在西方媒体对学生形象的放大下被掩盖了，只剩下一种经过塑造的知识分子的美丽形象。这次运动也只是被理解为“学生运动”，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一次改革失败。而知识分子也自然成为这场运动的“神主牌”。
所以，每年香港围绕六四事件的讨论从未超过对于这个“神主牌”的想象，只能悼念这个神主牌背后的亡灵，却不能实际构成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能看到当时历史发展的节点，社会对某些“新思想”的“饥不择食”，更没有从运动的社会历史意义上分辨民主制和言论自由的当代意义。如此又是否能建立一个更民主富强的中国？这些问题从来没有在过去20多年的纪念活动中认真讨论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纪念就只剩下悼念这种宗教仪式的活动。今天，香港本土派对六四的质疑，其实也反映这种悼念的表层意义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从祭坛走向史册
香港人最值得骄傲的是，这是一块全世界唯一公开祭奠六四的地方，同时也是承受着由此带来压力的地方。26年的坚持在六四运动的不朽上起到了应有的价值，但是也的确面临挑战。“薪火相传”，不只是在于事件的轮廓、基本事实，这当然是最基层和关键的，但如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相传”就会日益模糊，人们变得只需要记住，只满足于不忘记，这样的“薪火”很可能无法在历史长河的起伏中保持原有的光辉。六四，不只是“悲”，同样是“壮”，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重要的一页，是民众自发参与国家改革进程的标志性事件，它不应该只是摆放在祭坛上。
香港知识分子一直在以自己的良知关心全中国的变化，发展，对文革以来的历史事件提出过诸多建设性的建议。今天，是否也需要甚至应该对六四，进行深刻反思和探讨，让这一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真正具有自己的历史意义和功德？今后，无论谁愿意忘记，谁需要记起，它都在史册中，都不因其名字的是否公开而埋没其精神。祭奠是一种无畏，而探讨、揭示出其中的道理，更是一种伟大。
因此，作为香港中坚分子的中产阶层，特别是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承担着香港和中国民主命运的责任，他们绝不应只是沉醉在每年的祭祀仪式中，更应该确实理解、总结六四在中国历史中的真正意义，使其成为中国民主建设中的精髓，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而不是任何人为自己的目的随意扭曲、利用的工具和口实，将一些表面的论述灌输给年轻人。同时，中国领导者也绝对应该衷心欢迎这些有识之士参与到具有建设性的讨论中，让真正的民主精神而非对事件的简单评价“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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