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苗枫林（1931-2013）, 曾在胡耀邦领导下参加重要文件、文稿的起草工作，与胡耀邦的接触，使苗枫林从中“读”到胡耀邦是一个勇于自我批评、光明磊落、心胸豁达、待人宽厚、热爱读书、善良的人。
2015年第4期《百年潮》刊登苗枫林遗作《我“读”胡耀邦》一文首次披露了胡耀邦与苗枫林的交往、谈话，以及胡耀邦在一些场合的讲话等内容，透过此文，您将看到一个形象鲜明、真实的胡耀邦。
1977年12月15日，是中央组织部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胡耀邦出席新部长见面会。他说：“党中央派我来中央组织部工作，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就我个人能力来说，是胜任不了的。”“中央组织部干部绝大部分同志我不认识”，但是，“我们大家都按党中央团结战斗的方针去工作，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能够像其他部一样推向前进的”。
人们很快想到了我这个“绝大部分”之外的人。的确，我不是胡耀邦“不认识”的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在中央团校任教，团校校长就是胡耀邦。而1977年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我恰好在组织部研究室工作，随后在他领导下参加了若干重要文件、文稿的起草工作。胡耀邦成为中央领导人后，我又曾奉命为他写传，从而有幸成为为数不多的看过他档案的人之一。或许正是这些经历，为我面对胡耀邦“读人”提供了独特的便利。
给胡耀邦写传略
1982年春的一天，中央组织部接到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央领导人写传略。分配给我的是三个条目，其中有胡耀邦传略。写传略, 要求文字十分准确，用字方便翻译，又要写出传主特点，千字为限。事实上，这样的篇幅只够写一个粗略年表。
组织上为写传略提供了很大方便，准许我看胡耀邦档案，每天上班提档，下班归档。能看领袖人物的档案，这可是不小的信任。为防止文档保护出现差错，写传略期间封闭式工作，谢绝一切来访者，也不接办其他公务。
这次写领导人传略的缘由大致是：1980年9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总裁斯旺森和双方联合编审委员会美方主席吉布尼时指出：“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百科全书(指《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享有权威性的地位，它对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用的，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将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这是很好的一件事。”随后双方商定：《全书》中文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自1984年起分卷出书，在中国发行；英文版中有关中国的条目由中方根据不同情况照译、修改或增删；《全书》中文版中有中共党史人物38个条目，其中含毛泽东等领袖人物13个条目，由中方组织重写。
我这次参与的，正是重写这13个条目的工作。
打开胡耀邦档案，虽然最早的卷页已有半个世纪，隽秀的字体仍可透视出少年胡耀邦的严肃和工整。我仔细核对着各个阶段的年表，并分期对传主做出尽可能确切的评价。我发现，激情式的文字，是他早年具有的。有时，我觉得不是在看文字案卷，而是在读一个人，一个我很熟悉又不很熟悉的人。
虽然只是一篇千字文，但我期望融入的信息量是大些再大些。一稿、二稿、三稿……总算达到了可以出手的水平。
载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胡耀邦传略全文是：
胡耀邦(1915.11.2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去位于江西、湖南交界处的革命根据地工作。1933年1月调到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长、宣传部长、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大队政委、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冀察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后调任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了解放太原、宝鸡等战役。1949年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1952年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57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 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的工作得到巨大的发展。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5年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1975年恢复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人，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科学工作的破坏进行整顿，在1975年冬和1976年再一次遭到错误的批判。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从1977年3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被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秘书长等职。他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党的工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现的伟大转变，对于各条战线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恢复正确的政策和适应新情况制定新的政策，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经常会见来访的各国领导人和政党领袖。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和日本等国。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努力。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主席。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按照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不再设中央主席这一职务)。
当然，这个传略，我提供的仅仅是草稿，还要经胡耀邦本人核对，然后由中央书记处审定。我交出草稿后，就算完成任务。
墨突不黔的职务变动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职务变动很快。正如传略所述，在短短几年，他职务变动多次，使人大有墨突不黔之感。也正如传略所述，在短短几年，他竟做了那么多深得民心、值得入史的事。也许是这么快的职务变动提供他才能挥洒的舞台，也许是不倦的工作、卓越的业绩拉动着他不断填补中兴事业亟待弥补的空缺。在中央党校，他发动学员首开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先河，随后在这里孕育和组织了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他凭借中央党校这个舞台多少年创造出的业绩。其实，他在中央党校副校长岗位上还不足10个月。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做了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调整领导班子，改革干部制度，确立新时期组织路线的基本框架。然而，他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任期也只有一年零15天。而每次职务变动，他都是恋恋不舍，把已经打算好的后续工作，一件、两件、三件地向接替人交代。我有幸观察过他多次职务变动的心境。每当有这种机会, 我都希望努力借此读懂胡耀邦。
1981年6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主席。我不禁想起有一次胡耀邦曾很深沉地对我们说的一段话：
中央对我做这样的安排，是推上去的。你们在我身边工作已经几年了，知道我这个人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说这段话时的深沉，是我从未见过的。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相信中央的选择，又最理解他的心境。
七年多以后，胡耀邦谢世。我看到于光远一段回忆文字，讲耀邦对于光远说过，他一生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他会担任那么重要的领导职务，二是想不到人们那么理解他。
两个“想不到”，这是一个只知奉献的真实的胡耀邦！
要光明磊落一辈子
胡耀邦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抓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团中央几位同志知道我经常在耀邦那里写文件，就找到我，希望我传个话，请耀邦关心项南一案的平反问题。我答应帮忙。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写了一篇关于青年工作的文字，康生发现后，冠之以“反对党的领导、闹独立性”的帽子，项南被批判后下放基层。尽管找我的同志了解耀邦的为人，项南一案是上面压下来的，但毕竟耀邦当时是团中央“一把手”，处理是经他执行的，平反冤假错案中耀邦能大度地推翻自己经办的错案吗，人们心里还有疑虑。
一天，在耀邦办公室，事情办完了，我们的话题转到团中央一些老人老事上。我说：“耀邦同志，你看项南同志的案子，是不是应该解决了？后来对他的处理太重！”
耀邦收起满脸的笑容，招呼我坐下。他说：对项南同志的错误处理，是我一生中办的错事之一，我感到对不起他，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硬顶也是顶不过去的。咱们说办就办，你明天就去找项南，千方百计找到他，请他写一个简要的申诉就可以了，我尽快把这个拖了20年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我放下手头所有工作，顺着项南后来曾在农业机械局工作的线索，跑一家，问一家，终于找到项南的宿舍。项南同志我并不熟悉，我们很快进入话题。我把受耀邦委托来看望他，并请他尽快写一个简要申诉的话说了一遍。项南说：请转告耀邦，我很感谢他这么多年还想着我。申诉材料我过几天就送到中组部去。
随后不久，就有了耀邦写给分管落实干部政策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野苹的信：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况记不清楚了，你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