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伯克利加州大学中美战略研究中心原主任吴霁虹
中国创业教父----李开复
认为, 很多中国年轻人在创业中，很难做到真正的创新，更多只是山寨别人的东西，比起美国年轻人的专注聚焦、刨根问底，中国年轻人中通过模仿来获取成功的机会主义者居多。
读书并非“无用”，创业需要终身学习
据共识网介绍，吴霁虹认为，读书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改变命运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人们之所以会对读书改变命运产生疑问，主要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学生们的读书动机不纯。吴霁虹先后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商学院和北京大学授课，她发现即使是再精彩的内容，依然有不少中国的大学生都躲到课堂后面去做作业。对于很多老师来讲，这样缺少互动的课堂很无聊，也会丧失备课的积极性。“目前在中国，读书已经变成了‘镀金’”，吴霁虹感叹，“不少大学生考入名牌大学，并非为了求知，而是为找工作获取一个标签、一个资格，因为社会没有更好的标准去考究一个人的才华，只能用这些来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
另一方面，中国一些大学教师不接地气的现象比较普遍，真正地在一线做研究的学者太少，学习和实践之间的互动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中国，一本教材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从这样的书本上学来的东西，当然是很落后的”。吴霁虹谈到，在美国教授MBA课程，每年的教材都不一样，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教科书，因为这个世界的知识变化太快，把过时的文本当做统一性的教材是很糟糕的。
她认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僵化的教育体制和模式，这使很多有本事的学生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在他们看来，通过自我学习和自身实践改变命运的方式也许更快捷、有效。因此，在众创时代，当社会给予新一代年轻人更公平的环境，更好的创业创新条件，那些有天赋和才华的人就会涌入创业、创新的大浪潮。同时, 这给传统教育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线上教育和自我教育对传统教育的冲击。教育唯有变革才有未来，这种变革应该以更加关注对个体天分、才华的挖掘为核心。
中国大学生解决问题能力较弱，机会主义者居多
大学本应是一个鼓励与培养创新人才的地方，但前段时间引发诸多争议的复旦大学“抄袭门”事件，无疑在提示人们对求新求快的社会浮躁态势保持警惕。诚信的建立，是一个在当今现实社会中比较棘手的难题，吴霁虹在《众创时代》中提出，建立基于社交网络的诚信体系虽然才开始探索，但是一种必然趋势。“有没有能力建立诚信很关键”，她说，“网络诚信的第一步，是建立人脉网络的企业或单位是否有能力保护好后台用户数据，妥善维护个人信息安全”。
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在创新能力上是否存在差距时，吴霁虹认为，中美学生在创新上的差距主要是由教育体制带来的，而并非人本身的区别。在她看来，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禁锢了当代大学生思维模式，导致面对现实问题时缺乏应有的逻辑，缺少独立思考，在将知识转化为系统性解决问题方面，能力较弱。整个社会的浮躁气息，致使很多年轻人缺少耐心，不愿意在一个问题上持续下功夫钻研、琢磨。所以，很多中国年轻人在创业中，很难做到真正的创新，更多只是山寨别人的东西，比起美国年轻人的专注聚焦、刨根问底，中国年轻人中通过模仿来获取成功的机会主义者居多。
创业者的社会地位应该是最高的
《众创时代》中，吴霁虹提出了一个“二手市场价值观”的概念，即在传统社会，大多数人对自己的价值观，其实是由他人来决定的。人们被贴上了很多标签，或者说被各种刻板价值观念所约束，比如只有有钱，才能被认为是有出息；要想有钱，必须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等等。幸运的是，众创时代，给人人有了一个展现自我的新空间，一个人可以通过创业，摆脱“二手市场价值观的”刻板约束，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创业不再仅仅是出于拜金或摆脱贫困，更是为了自我实现，并通过人文关怀产生的价值来改变世界，所以创业是一件充满正能量的事情。
“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是你为自己创造的工作，最好的生活是你为自己创造的生活。”吴霁虹认为，政府已经给创业者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以前，创业是一件很卑微的事情，创业者被称为‘个体户’，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创业”，她说，“创业者更多是为了求生存，或者出于对财富的积累，说白了就是更有钱。而在美国，创业者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因为他们是为了梦想、为了能够局部改变世界而工作”。让机器干流程化的事, 让人干创造性和感性的事
Uber，Airbnb，豆瓣以及滴滴打车等为大众造福的创新型企业的相继涌现，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痛点”问题。他们的共通点在于，通过人文关怀“纵容”消费者彰显个性，信任网络“感召”人人分享资源，用智能交互“倒逼”经营者找到更科学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吴霁虹在书中提到的“众创时代”的C2C商业生态圈模式。该模式的内涵直击今天创业、创新的本质，完全颠覆过去传统模式，“仅仅依靠劳动力的双手和汗水去创造东西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吴霁虹坦言，“今天的社会更需要用高智商的方法论和科学手段来解决问题，让机器干流程化的事，让人干创造性和感性的事，同时形成一种信任连接的社会形态、利他即利己的价值观，具备这三点的企业很难不成功。”
创业者如果遵循这样的创新模式精髓，过程中也将完成对自我的修炼，即从原本只是要改变个人的贫富命运，转变到帮助到他人解决现实问题。
而对于打车软件被政府部门以“违法”为由约谈，吴霁虹认为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新兴行业争夺传统行业的利益，作为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做出抗议，然而需求决定市场，专车以科技的手段和更人文的关怀提供的高质量、人性化服务，倒逼传统出租行业改革是一种必然。
“90后”创业者更加健康、从容
目前，中国在逐步释放创业资源，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比如大学生可以申请保留学籍，休学创业等。吴霁虹相信，未来社会将会释放更多创业需要的资源，诸如资金、人才、平台、市场等，从过去的垄断到现在的释放给个人充分利用。如果创业不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创业的门槛不再那么高，那么更多的人会通过创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也谈到，创业是一种需要终身学习的生活方式，因为创业的每一天遇到的都是风险和各种新问题，如果缺乏不断学习的能力，那么很快就会被时代淘汰。
李开复在不久前的一次访谈中提到，“90后”创业者的整体素质要远超70后、80后。吴霁虹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过不少中国“90后”的创业者，她发现比起他们的前辈，“90后”的优势在于更懂得劳逸结合，工作的时候专注工作，而休息的时候也充分享受，这种不拼命的工作态度其实很科学。同时，由于“90后”的成长环境和70后、80后不同，他们没有过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经历，所以心态更加健康、从容。对于他们来讲，创业不仅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为了利他，为了改变世界。规避“垃圾文化”需要创作者的自觉
谈到历时八年, 深度调研上百家企业写成的新书《众创时代》，吴霁虹坦言，自己并不靠写作来维持生计，所以希望能为鱼龙混杂的出版行业献上一部诚意之作，让读到这本书的读者真正获益，而非粗制滥造拼凑出几小时看完的“快餐”书。
不仅传统出版行业乱象丛生，随着“互联网+”的红火，在电影领域也炒热了“IP电影（Intellectual Property）”这个概念。互联网巨头纷纷介入电影市场，滋生了像《何以笙箫默》、《鬼吹灯》等一系列热门小说或动漫游戏改编的影视作品。然而，传统的电影人并不看好IP电影，认为纯属投机取巧，长此以往反会遏制创新，并会挤占优秀原创电影的空间。
对此，吴霁虹表示，IP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观众对于娱乐性的需求。尽管电影市场的虚假繁荣是暂时的现象，但这种传统阅读式微、娱乐业泛滥化的趋势确实令人担忧。创造者过于急功近利，作家要么纷纷“跨界”拍电影，要么一年出版好几本书，结果垃圾作品通过炒作滥竽充数，使精品原创在本来就已匮乏的情况下，被大肆宣传的庸俗低劣之作挤到边缘，噪音盖过真音，是互联网时代的另一面，这将会导致一个危险的‘低智商’社会。在她看来，如何在信息鱼龙混杂的“快餐文化”时代，让好的内容凸显出来，既需要媒体的正向引导，也需要创作者的自觉。
如今创新创业越来越注重个性化的私人订制，而互联网几乎帮助人们实现了一起拍电影的梦想。从电影众筹、粉丝流量导入，再到电影营销、在线售票，互联网公司已经搭建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这当中只有内容创作是互联网目前做不了的。然而，“电影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艺术，也是一项需要培育积淀的艺术”，吴霁虹说，“在‘互联网+’时代，观众可以参与到电影制作的环节中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创作电影的能力。尤其在很多人缺少独立思考能力的社会，需要真正的艺术家来创作高质量的电影作品，来‘捍卫’和倡导电影的艺术价值”。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