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独穷途末路 达赖哥哥自述被美国欺骗始末》一文详细叙述了美国是如何一步步放弃达赖喇嘛的。而这种变化并不只是发生在美国身上, 达赖喇嘛实际上早已成了国际弃儿。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4月份出书还详细披露了西藏流亡政府与印度的交往历他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已经失去了美印等传统支持，开始变得孤立无援。
印度的援助与禁令
印度对于西藏而言始终有着特别不同的意义，这不仅是由地理上的接近带来的，并且更多地源自于双方宗教和历史的亲近感，达赖曾多次将印度与西藏的关系比作老师和弟子的关系，对于流亡藏人来说，印度更是无法取代的“慷慨的主人”，直至今日，嘉乐顿珠仍然视印度为西藏最重要的支持者。
然而事实上，印度对于西藏并非“支持者”这么简单，如果说美国还曾经以甜蜜表象迷惑过流亡藏人，那么与美国不同，印度从未被流亡藏人视为救世主，对于流亡藏人而言，新德里政府对流亡藏人的政治活动不支持的态度多年来一直明明白白，然而即使如此，在客居印度三十年以后，这位“慷慨的主人”终究还是让流亡藏人失望了。以下为达赖哥哥讲述的流亡藏人被印度抛弃过程选编。
对于流亡藏人来说，印度似乎是一个天然的避难选择----1941年嘉乐顿珠前往南京，印度就曾是他的第一站，交通条件与地理环境构成了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心理亲切感。更加重要的是印度与西藏政府之间的多年往来，这也使得西藏命运生变之际，印度的介入被流亡藏人视为理所应当。1952年，在获得印度总理尼赫鲁“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的许诺以后，嘉乐顿珠离开西藏逃入印度境内。1959年，达赖选择逃亡印度之时，尼赫鲁也同样立刻向他承诺了提供政治避难待遇。
然而，印度的招待并非没有限制。1952年试图引起国际注意力而同时向杜鲁门与蒋介石寄出求援信的嘉乐顿珠没有料想到，他收到的不是美国总统的回信，而是印度情报部门有关禁止他在印度境内进行政治活动的警告。“新任印度负责与西藏和不丹关系的驻锡金官员卡普尔（Balraj K. Kapoor）到大吉岭来探访我……他是来通知我，我不再被允许在印度境内从事政治活动。”当时的嘉乐顿珠对此深感震惊。“我向卡普尔先生提出抗议, 反对这样的新限制。为什么首相先生（指尼赫鲁）改变了主意？我拒绝了他。”
但实际上，当时的嘉乐顿珠对此毫无办法，他的政治活动不得不因此中断。
而达赖的待遇与嘉乐顿珠相去不远。1956年达赖访印期间第一次与尼赫鲁会面，当即被告知“印度不能支持你”，此后，尼赫鲁又多次敦促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合作，并一再表示不支持西藏独立。1959年达赖选择逃离西藏，尽管印度方面干脆地认可了他的政治避难身份，但却禁止他公开对外发表政治言论，尼赫鲁在会见达赖时更直言不讳地一再强调印度不会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
由于印方的压力，达赖在抵达印度将近两个月以后才第一次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嘉乐顿珠说，“尼赫鲁对新闻发布会非常生气，这既是针对达赖喇嘛，也是针对我，我们违反了他不要公开发表言论的告诫……他将我们视为麻烦制造者。”发布会当天下午，印度政府就发表了一份官方公报称，印度不承认达赖流亡政府。
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态度上，嘉乐顿珠与达赖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尼赫鲁并不想得罪中国，也不想让达赖喇嘛过多地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这一判断在随后尼赫鲁将达赖的安身地再三地迁往偏远山区的事例上再次获得了印证。此后五十年至今，印度始终未曾承认过西藏流亡政府。
水面下的往来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对于嘉乐顿珠来说，禁止他从事政治活动的限令并没有持续太久，1953年4月，印度情报部门负责人穆里克（Bhola Nath Mullik）通知嘉乐顿珠，此前禁止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命令收回，条件是嘉乐顿珠需要与印度情报部门维持紧密联系。
“穆里克向我保证，印度愿意为西藏独立事业提供帮助，他同时指派了他在加尔各答的副手来为我提供任何我所需要的帮助……只有在抵抗运动全面开始以后，我才求助过穆里克希望获得电台设备和武器。但是，我与穆里克以及印度情报部门长期和密切的联系由此开始。”
印度情报部门监控了嘉乐顿珠与美国中情局的会面，嘉乐顿珠在回忆起撞破监视他的印度特工的细节时说，“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在应当是机密的会议上发现印度特工”。事实上，印度情报部门监控了他的绝大多数活动，但1962年以前，中情局训练流亡藏人武装的事没有透露给印度，训练基地也分别设在美国、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而不是印度。
“从1959年起，我就持续与印度情报部门负责人穆里克和军方司令官会面，希望他们为藏人抵抗武装建立一个训练中心，这些逃进西藏的从前的抵抗战士是完美的招募对象。但对我的建议他们通常只会耸耸肩或摆摆手，以此作为反驳。”1962年边境战争爆发后, 中印关系彻底恶化，嘉乐顿珠的提议忽然受到了印度方面的采纳。“印度的令人震惊的惨败改变了尼赫鲁对于西藏的看法，同时也为我们的自由斗争开启了新的机会。”印度外交部官员梅赫塔（K.L.Mehta）在战争结束以前就会见了嘉乐顿珠，并询问如果建立“顶级机密的”藏人空降兵军事训练中心，嘉乐顿珠能够招募到多少人。“如果与中国爆发第二次战争，这些空降兵将会被空投到西藏从事反攻和情报收集，同时也支持西藏的自由战争。”印度参与其中以后，接受训练的藏人武装人数从数十人骤增到六千人。
这支由藏人组成的军事组织被称作“22编”或“特别边境军”，作为印度军队中的一支绝密力量延续至今。按照中情局的建议，负责藏人训练的不是印度军方，而是印度情报部门。
双方在情报工作上的合作也获得了进一步深化。1964年，印度情报部门、西藏流亡政府和中情局还曾共同组建过一个名为“联合行动中心”的情报机构。这个机构的所有情报都来自藏人武装定期伏击军车、监听西藏境内的电话、电报和广播所收集的信息，而分析得到的情报则由三方面共享。
同样是1964年，穆里克向嘉乐顿珠提出希望通过他与台湾国民党政府代表见面，当时蒋介石已经年过七旬，蒋经国担任着台湾秘密警察首脑，而后又改任台湾国防部长。“我向蒋经国和台湾外交部副部长转达了印度情报部门的要求，后者随即将我介绍给了台湾国家安全副主任王先生。不久后，王造访新德里，我将他引介给了穆里克，由此开始了台湾与印度情报部门之间的密切往来。我作为中间人的角色就此告终，但台湾与印度的合作持续至今，尽管双方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新德里的真面目
但如果说直至此时，印度对西藏来说都仍然是合作互惠以及相互利用的关系，那么印度的这层面纱在1988年彻底飘落了。1988年，北京经过长久考虑，终于同意在经过了多次波折以后重启与达赖方面代表的谈判，当时的统战部长阎明复同意将达赖提出的就西藏地位问题的声明作为双方新谈判的基础，并同意由达赖选择会面的地点以及西藏方面代表。在嘉乐顿珠将这一消息通知达赖以及西藏噶厦的同时，印度方面也闻风而动。
“印度情报部门研究分析部获得了有关我们谈判进程的新消息。该机构的负责人纳伊尔（Nair）要我去新德里见他。我带上了旺都（Tashi Wangdu）、达赖在新德里的代表以及噶厦成员嘉里（Lodi Gyari），我需要他们对印度人所说的话做个见证。当我谈到我与中国政府的会面，并告诉他们中国人已经让达赖喇嘛选择会见地点以及藏方代表的时候，纳伊尔的副手纳坦（Ranga Natam）立刻抗议起来……他宣称中国人不可相信，并劝说我们不要参与这次会谈。他认为西藏人应当为独立而战，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话语从他的嘴里喷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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