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以三年为期，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这次“严打”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提出的。他指出：“‘严打’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严打”的政治和军事色彩浓厚。这一年，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匆匆进行特种训练。中央文件指出：不清除刑事犯罪分子，中国将面临内外两线作战的困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巩固……运动强调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政、军等有关部门齐动手，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的理念起了主导作用。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直截了当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我们保证最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图为广州火车站广场的公审公判大会，会后将死刑犯游街示众押赴刑场。
图为北京警方在严打中继续扫黄，在清理有“黄毒”活动的小发廊、小旅馆时，发现卖淫女郎的非法收入中有不少外币。
图为北京便衣警察在街头突击抓捕一名犯罪嫌疑分子。
983年“严打”时期的女“流氓”犯。
正在接受审判的犯有集体淫乱罪的女“流氓”。
1983年严打期间, 类似女犯人的烫发进去后肯定都要被剪掉。
将强奸犯游街示众。
80年代部分死刑犯所带手铐和脚镣。
1983年或1984年春夏之间, 山西黄河流域，一个不知名小镇的广场上，正在进行的“公开处理大会”。几十名男女老少被押送到场，低头面向围观的人群。
这次“公开处理大会”上，被处理的人中间有几个女性，她们的罪名很可能是“女流氓罪”。这些被公开处理的人大都是银行犯罪、打架、偷盗抢劫、团伙犯案和“女流氓”罪。当处理大会结束时，有的人被武警押走，有的人被当场释放。
图为一个“犯人”试图挣扎，被警察制伏。
当会议台上的主持人每宣布一个人的罪名, 武警就会拿出细绳子冲上来，将被点名的“犯人”五花大绑，勒紧“犯人”的脖子和双肩。
1983年9月19日，严打期间的天津，犯人游街示众。
天津在严打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朱国华时年25岁，是天津铁路局的技术员。他被控奸污女性30人，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流氓罪”终审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1983年天津“严打”游街示众。
1983年8月29日, 兰州车站，游街示众的刑事罪犯。
严打期间，兰州被捕人员在卡车上游街，群众在街上在围观。图片拍摄于1983年8月29日。
1983年“严打”秉承的是“从严从重从快”的原则, 在迅速打击了一批犯罪分子的同时，也“误伤”了一些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罪”的人。最典型的、当时适用比较多的是“流氓罪”。图为被判处死刑、犯有“流氓罪”的犯罪嫌疑人。
1983年8月17日，郑州，被用绳串在一起游街的犯罪嫌疑人。
1983年严打秉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打到了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公子哥”。
胡晓阳是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 陈小蒙是上海市宣传部长陈其五之子。经胡耀邦过问，陈小蒙(左)、胡晓阳(中)、葛志文(右)被执行死刑。1983年“严打”时，以“流氓罪”被判死刑或收监的不在少数。比如，明星迟志强被邻居举报“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判监禁四年， 他根据监狱生活创作的《铁窗泪》，唱片销量超过千万。图为迟志强(右)和宋晓英(左一)、陈冲(左二)等在一起。
1983年，人们在湖北松滋县人民法院前围观，枪决布告贴满墙壁。
1983年“严打”宣传场面。
民众正在观看“严打”宣传材料。
政法机关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公捕公判并游街示众。
公判大会后首恶分子被押赴刑场。
强奸犯被执行枪决。
图为80年代审判大会的现场。
图为“流氓犯”被押赴刑场途中。
罪犯黄华被押赴刑场后, 验证身份，即将执行枪决
武警对罪犯执行枪决。
被执行枪决后的罪犯黄华。
“奸淫幼女罪”的犯人。
“严打”中判决的罪犯被押往火车站送边疆改造。
1985年, 广州火车站广场的公审公判大会，会后将死刑犯游街示众押赴刑场。这次“严打”没有1983年那么大规模，但延续了“从重从快”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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