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一份所谓“总理遗言”（见 附录），以油印、手抄的方式悄然传遍大江南北。谣言流传，自然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于是乎，上下齐心协力承办“追谣”----这是当年通用的一个词。一时间，“总理遗言”成为大案、要案！
周恩来遗体
案情不久就真相大白。不过，这结果多少让办案者感到意外：这个被定为国家大案的“总理遗言”，竟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个23岁工人之手。一个23岁的年轻人，竟能惟妙惟肖地生造出老道如周恩来的遗嘱，不免让办案者难以相信：背后肯定有一只高明的“黑手”。依照这一逻辑，“追谣”向纵深处推进，进入到追“黑手”的阶段，结果在全国引发牵涉大约上千人的政治大案。
如今，“总理遗言”案已经快过去40年了。对于从1976年走过来的人来说，伴随着时间的流失，当年的那些人和事早已湮没，如同隐藏的“内存”，如果不是特意的“激活”，连茶前饭后谈资的激情都不再，哪怕是当年掀起轩然大波的“总理遗言”案。
而对于这一案件的当事人来说，则是另一种心态：当年“身在此山”的逼仄，没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条件；而时间的流失，不但无法磨灭记忆，反而会提供一个溯往的制高点。这大概是当年“总理遗言”案的主角袁中伟的妹妹、作家袁敏去探寻这一案件的出发点吧。她的《重返1976》，详细叙述“总理遗言”一案的来龙去脉，力图还原当年的历史现场。
袁敏的哥哥袁中伟，虽说是“总理遗言案”核心成员，其实和“总理遗言”没有直接干系。但起草者李君旭的招供和袁中伟的家庭背景----一个符合办案者追幕后“黑手”的高干家庭，使当年专案人员在仔细研究袁中伟和李君旭的各种笔记本后就曾判断：“总理遗言”是“瓜子（袁中伟）的脑子，蛐蛐儿（李君旭）的笔”。由此袁敏的父亲、哥哥、姐姐均被牵连入狱，而她自己也成为这一案件的直接亲历者。
袁敏在这一案件发生30多年后力图“重返1976”, 本意不外是借助于时间冲刷出的制高点，从当年的“逼仄”转身，全方位地勾勒出这一案件发生的过程。这也是读者所期望的。
不过，袁敏是作家，作家要担当起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作者的笔墨，围绕着李君旭作了各种探寻，着眼点当然在于真相----对事实的还原；围绕着自己的家庭和亲历者的叙说，重点在于从不同侧面展现被卷入此案者的命运。这都是交代这一案件所需要的。
可是，对于读者来说，这样就够了吗？
在袁敏笔下，借用李君旭的前女友的话说，李是一个“从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喜欢说假话，说假话常常说的自己都陶醉了”的人。一个人在亲友面前说假话，可看作是品质问题；可若在公众面前说假话，而且公众还信以为真，跟着他一起“陶醉”，最终成为一个社会谣言，这就不是狭隘的品质问题了。
在1976年，连一个青年工人都能模仿总理的口气写下“总理遗言”，说明了什么？而对于为数众多的传抄者来说，对这份“遗言”深信不疑，又说明了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就构成了这一案件背后需要探寻的原因。可是，袁敏却蜻蜓点水地放过去了。
李君旭为什么能把“假话”说到了公众信以为真的程度？袁中伟为什么会成为“总理遗言”的“脑子”？是因为在他们23年成长的社会环境中，“政治话语体系”成为他们吮吸的唯一养料。
1949年至1976年，政治不仅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人的生命线。“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是最高领袖对青年人最热切的呼唤。这种呼唤，比历史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指向更为明确，更为直接：政治是“国家大事”，而执政者的言语，也就是“政治话语体系”，则是指导“国家大事”走向的“最高指示”。毛泽东的话要“天天读”，周恩来的话即使不能有“天天读”的僭越，也属于执政领袖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在“文革”这样的年代里，被放大到人人耳熟能详的程度。
对于像李君旭、袁中伟这样在这个年代成长，被领袖话语体系渗透到骨髓的年轻人来说，要刻意模仿一位领袖的话，并不是什么难事，用不着与“说假话”的个人品质联系在一起；更何况他们都是胸怀理想放眼天下，以政治为己任的人，是可以驾轻就熟地运用那套“政治话语体系”的相当出色的人。
在“总理遗言”之前，已经出现过与之雷同的制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件”、“中央首长讲话”等等被中央高层列为重点追查的大案，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袁敏也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 按理说，应该对此感同身受。可是，她却从李君旭前女友对李说谎话的评价入手，既费工夫又费笔墨地去追寻李写“总理遗言”的什么真相，难免有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对于走过“文革”的人来说，记忆中都有这样深深的烙印：毛泽东逝世前两年是“谣言四起”的年份。不论是伪造“毛主席指示”还是“中央文件”、“中央首长讲话”等被定为“大案”的谣言，还是那些没有引起专案追查的“小道消息”，难道始作俑者都具有李君旭“说假话常常说的自己都陶醉了”的品行？我想，袁敏这种追寻，除了她不是历史学家之外，或许是受到了当年办案人员思路的误导。
当年办案者认定，李君旭写不出这样老辣的“遗言”，一定有“幕后黑手”。袁敏否定了所谓“幕后黑手”，却又从李君旭的个人品质上入手来追寻。其实，每个看起来不期然的历史事件的降临，担当者个人因素虽不能忽略，但个人因素只是历史舞台上的“跑龙套”者，连“主角”都算不上，更遑论以个人角色遮盖舞台背景了。
“总理遗言”被制造后，众多的传抄者之所以不觉得可疑，除了公众因为相当熟念那套“政治话语体系”而很容易对上号外，更重要的是，公众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已经蔓延得非常普遍了。从1976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梁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一文可以得到反证。该文指出：“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社会上谣言四起。今年春天，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节节胜利的时候，大量反革命政治谣言又象污水似地从阴沟里冒了出来。一小撮阶级敌人甚至丧心病狂地伪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中央文件’，伪造所谓‘总理遗言’，伪造所谓‘中央首长讲话’等等……”
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认为，大凡得以不胫而走的谣言，应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该信息“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某个个人，通过口传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二，“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三，“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又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
当年“总理遗言”的出现，既暗合了公众的“预感”，又煽动着他们盼望或恐惧的心理。袁敏对这一历史背景陈述的缺失，使“重返1976”这幕大剧，就只能在没有历史背景的舞台上演了。
附录：“总理遗言”原文：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一次手术以后, 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却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纪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去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时，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诉他没有白死，死者会听到自己同志的声音的。”第二年他就牺牲了，多少年来，我总是想着用什么向他们汇报呢？……在这弥留之际，回顾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 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共产党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强工作，补回失去的时间，为人民服务了。
同志们一定要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 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19
除此之外，还有一封短信，是给邓颖超的。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战斗五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一定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好孩子们，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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