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泛民议员的坚持及建制派议员的“意外”, 香港普选的方案被高票数否决，成为一场让港人百感交集的较量。作为泛民核心大党的民主党如何看待自己的“胜利”，他们怎样审视自己这20个月来与中央、港府、建制派的博弈，对香港民主发展的未来及同北京的关系会有哪些改变？就此专访了香港民主党中委张文光。
民主党中委张文光接受专访
相对于占中时的社会震荡，此次无论在政改方案表决前后香港市民都相对平静。不少人认为，即使政改方案通过亦不会有似占中那样大的抗议活动。对此，张文光认为，表决前的宁静并非风雨前的宁静，而是风雨过后的宁静。人大8?31决议后胜负基本已定，之后政改方案被否决也符合大家预期，所以民众反应不强烈。例如，此前的香港反政改游行主办方曾估计有5万人参加，但最后只有3,000人参加，远低于预计，没有参加雨伞运动时那种激情。同样，建制派虽然不断扬言可以拿到泛民的5票，但真正游说工作不是很有用，群众工作也基本停顿，所以建制派也心里有数。投票之后，建制派群众叫了几句“票债票偿”也就基本撤退；民主派的支持者也没有特别喜悦。因为这结果对于他们而言并非胜利，只不过是没有失败而已，因此没有胜利激情，反而有种前路悲情的感觉。在这样的心情下，泛民和建制派都难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同时“香港实在太累了。现在大家冷静反思，去回顾政改失败的原因，也许有更大建设性。”张文光说。
在此次政改方案的表决期间，许多人曾乐观希望中央与民主党像2010年实现破冰会面那样达成共识，结果不少人感到惋惜。张文光表示，这次政改与2010年的对话有一个重要分别。2010年只是改动立法会当中5席产生办法，即使中央接纳此方案，民主派多一席，建制派少一席，改动微小。但那次对话的意义重大，因为民主党推动对话，目的是看在2017、2020年的特首与立法会普选上，希望同中央有一个良好开端。而这次对话证明双方可以寻找共识以达成双赢局面。但在其后几年，建制派内的鹰派认为中央接纳民主党建议，与民主党直接沟通，可能会坐大民主党的力量。因此不断诋毁民主党，以至于2010和对话基础消失。张文光认为这也是中央鹰派主导香港政治中错误打击温和民主派的后果。这是此次对话不能开启的第一个遗憾。张文光所指的另外一个遗憾是当启动2017年特首普选咨询时, 中国的局面也发生了变化。中国追求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最关心中美关系，因而将国家安全问题延伸到香港。当中央将国家安全问题作为特首普选的一项考虑因素时，防港之心昭然若揭。而与此同时，泛民奋斗30年，一直以为并且相信中央允诺的普选不仅是一人一票而且有不会倒退的提名制度，即民主派或有代表性的社会力量都有机会提名代表参选，于是2017特首普选表面上就出现水火不容的根本性分歧----若符合国家安全原则，中央要有筛选权；而泛民希望合理提名，必然要求不经筛选。
国家安全的利益同民主普选这一对看似水火不容的矛盾要怎样处理才能突破困局？张文光强调，这个问题只能通过一个广泛的对话和咨询进行解决。但不幸的是过去十几个月里，真正的对话虽然有三次，但都接近不欢而散。第一次是上海对话，第二次是香港对话，第三次深圳对话。三次对话都没能够做到真诚沟通，没有解决到彼此真正的矛盾，也就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同时给香港合理提名的普选。后来出现的双方群众斗群众，社会撕裂，发生了雨伞运动等冲突，令中央对国家安全的忧虑更加强化，也令民
主派对合理提名的忧虑增加，变为要求公民提名。
张文光非常遗憾地说，在这个过程里，双方非但没有减少分歧，达成共识，反而是增加分歧，消减共识。而转捩点在于8.31人大决议。他认为该决议的保守程度高于香港所有的建制派方案。不单是民主派，甚至建制派开始也对这个方案抱有疑虑。这个决议令温和民主派从微薄希望转到极度失望，令社会更加激化和撕裂。这时要达成共识已经不可能。
张文光指出这个过程里，建制派与泛民的温和派都逐渐失声，于是剩下中央鹰派同香港激进力量的冲撞，也令局面走向毫无共识的地步。现在，很多温和民主派觉得，30年的民主争取路已走到尽头：和平理性的非暴力被质疑，勇武抗争也不成功。那么政改方案被否决后，争取民主的方式如何获得共识、香港民主应该要往何处去？的确产生相当的迷茫。
然而，面对这些困惑，张文光似乎并不气馁，他提出还是要坚持理性沟通的原则。第一，争取香港民主要在《基本法》、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进行，去中国化不能为香港争取到民主。也绝不应该是民主党的选项。第二，即使有所抗争仍需要对话。对话需要时间和信任。因此特区政府应当建立更多的多元化的平台，里面有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代表，有建制派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并有能够咨询和评估民意接受程度的方法。不要设置时间死线，一有死线，就不能够心平气和达成共识。“大家慢慢倾（谈），莫急”。第三，先易后难。“当一个这样大的冲突过后，双方要立即重启对话不现实，要建立互信更加是天方夜谭，但有一个办法就是采取先易后难的方式，将最尖锐的政治矛盾暂时搁置，解决香港实际民生问题和中港两地矛盾。这些问题比较容易建立对话, 吸收双方的智慧，令双方在一起解决问题中逐步建立互信。之后，再慢慢去处理未来的民主和政改的路向，这样比较实在”。对特首梁振英忽然转向表示优先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张文光表示认可，但他强调一定是中央的态度。
张文光坚信，虽然特首普选方案被否决，但香港民主化进程仍有途径继续。他指出，在未来香港仍然可以推动立法会的民主化、功能组别的民主化，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没有特首普选就全部被打入冷宫。立法会的民主化已经是2020年的事情，香港有宽裕的时间去处理。张文光强调，争取民主要汲取一个教训----避免群众斗群众，让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主流。
说到此处，张文光特别对“票债票偿”提出反感。他提高声调说，不应再讲“票债票偿”这个词，因为这是在传播更深的仇恨。每个选民心里都有把尺子，他喜欢哪个就投哪个、他不喜欢哪个就不投哪个，这已经足够。讲“票债票偿”是一种情绪发泄。的确，这次不能达到共识，这是事实，人民本来就有自己的选择，何必再讲票债票偿？另外，真正健康的政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制衡的，民主不是单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更包含着制衡的意思。“当真的有一天，建制派令议会失声就可以天下太平吗？当议会失效，而且这个失效是利用功能组别而强化自己人成为三分之二多数的时候，正式的意见渠道没有了，人民只会走上街头，稳定、和平、理性会全部消失。失去制衡权利的人民是不会平静的”。
在此次有关普选的争拗中，民主党是否也需要对自己进行反思？张文光没有直接回答，但对于有舆论认为泛民队伍鱼龙混杂，甚至愈来愈显得激进的说法，张文光表示，泛民的确要勇敢地选择自己的政治盟友和确定自己的政治定位。他说，经过雨伞运动的勇武抗争、学生火烧《基本法》等事件后，泛民不可以再随波逐流，不可以跟在激进力量的后边。张文光亦坦承在占中期间，民主派并没有掌握到领导权，无法主导运动。而外界一直诟病泛民中由于愈来愈多激进的声音，已让人感觉他们失去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争取民主的初衷。张文光重申，争取民主一定是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框架下进行。同时，他也强调民主党期待普选是具有国际标准的，要有一个合理的提名，要不同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都可以良性竞争。如果按照《基本法》理性原则的进行下去，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世界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对话就是对打，而香港没有对打的本钱”。张文光续说，有人可能想对打，但那不是我们的主张。
可能因为做过教师的原因，张文光看问题总喜欢有历史角度，“看待政改方案被否决，要多点历史感。否决从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张文光举例说，《中英联合声明》形成过程中，就是不断否决，甚至一拍两散各回老家。最后换了人，换了思路，换一套策略和话语，终究达成了共识。香港现在面临的局面怎样都不会严重过中英互相否决的岁月。因为那个时候港币大贬，港人纷纷移民，资本大量外流，但最后问题还是得到了解决。“相比于当时，现在远不是最坏的时候”。政改方案被否决后, 中央和特区的调子都相对平静，张文光希望这是一个路向，而不是昙花一现。“否决后的平静，让大家的思想有沉淀的机会。如果否决过后更加激情，就只有冲突，对香港不利。空间是互相给予的，死局是互相推撞而产生的，要对话还是死局，就看大家能不能够放开怀抱，在困难的时候反而退后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张文光以相对乐观的语调结束了访谈。
注：张文光作为民主党中委一直被视为泛民温和派。他反对“去中国化”，认为香港争取民主离不开中国因素。在与中央的沟通上，张文光曾经作为民主党三位代表之一，2010年与北京方面进行对话。张文光同时也是一位资深教育工作者，于2009年获香港中文大学颁授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以此表彰他对大学及社会的卓越贡献。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