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下午2点, 发生在中国南京友谊河路、石杨路十字路口发生多车相撞事故，一辆陕AH8N88牌照的灰色宝马闯红灯，与一辆由东向南方向左转的马自达轿车相撞，而马自达轿车上的一男一女当场死亡。这当时在外界看来，或许只是一场普通的车祸事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各媒体将南京这起惨烈车祸事件的演变过程，成为了一场“真相”大起底的过程，并且还出现了舆情“罗生门”，一时间“宝马车内搜出毒品”、“肇事司机逃逸，肇事者许某被王某顶包”、“无证驾驶”等未经完全真实的报道不断的在网络媒体上出现。虽然南京警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就此案进行案情通报，但是并未能成功的消除公众的疑虑。霎时间，围绕在南京车祸的舆论呈现喷薄之势，然而外界民众究竟是“要真相”？还是要“符合需要的真相”？
宝马车祸致两人死亡
诡异的“车祸”真相
6月20日2点，南京发生一起惨烈车祸。当晚，包括新华社官方微博在内的新媒体，纷纷援引中新网记者申冉从警方获悉的消息，其一，肇事者为许某，警方在肇事车上搜出冰毒；其二，许某某逃逸被抓，在派出所用头撞墙，疑似毒瘾发作，疑为毒驾。随后，消息又报道称，许某某没有行驶证、驾驶证，车属于封存状态，保险过期，而网上则有消息称，当时肇事的宝马车速达到200公里/小时。
可是车祸事故的真相还远不止这几个，很快，在车祸发生的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6月21日凌晨，南京警方又向媒体披露了相关调查结果，剧情瞬间开始逆转，其一，肇事者不是许某某，而是王某某，车上白色粉末是玉米粉，根本不是毒品；其二，王某某既未酒驾也未毒驾，因为被抓后精神紧张才以头撞墙，并非毒瘾发作；其三，王某某有驾照，车是许某某2014年底抵押给王某的；其四，警方称，从驾车轨迹分析，宝马车确实比身边车辆快一些，但是并没有出现狂奔的现象。
几乎是一夜间，前后信息，两种面目，孰是孰非，莫衷一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中必有谣言。有评论认为，第一，前者是媒体记者，或许在报道新闻的时候把网络中各方似是而非的传言，整理成一片新闻稿件，而后又假借警方之口发布而出。第二，后者是基于警方公布的案情通报，是经过警方一系列的调查取证的结果。倘若是要说可信度，后者可信度较高。不过, 南京车祸引起舆情“罗生门”的原因也很清楚，源头在于中新网记者申冉不负责任的不实报道。报道中夹杂着传言的声音，偏离事件真相。而这也导致了民众有了先入之间，而加上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想做福尔摩斯”，纷纷加入到对真相的追问之中，进而对南京警方质疑。也有观察者表示，出现舆情“罗生门”并不是一件坏事，也是一种监督方式的体现。南京警方为消除各方的质疑，也定会负责的办好此案件。
但是这又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人们宁可相信天马行空的臆想，也不愿相信南京警方的案情通报，原因又何在？
舆情“罗生门”危机
长期以来，政府所控制的主流媒体通过话语权的垄断地位来占据舆论中心和制高点，使公众处于心理弱势和被动状态。但时过境迁，如今新媒体迅速崛起，为公众关注公共事务提供了新渠道。公众可以利用新媒体的传播特性踊跃发声，可以毫无顾忌地采用非主流的话语方式表示自己的看法，放大事件的争议，因此，已经迅速颠覆了以往那种舆情为政府垄断的新闻机制。可以这么说，公众舆论权的扩张无形之中，已经稀释掉了政府的舆论主导权。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如果还想着用过去的僵化的思维来进行信息的管制、阻隔或有限公开的话，那么无疑将事件的描述权、解释权、评论权供手让于公众，放弃舆论主导权。
事实上正是如此。观察诸多舆情事件可以看到：其一，相关信息一旦在新媒体出现，就会在极短时间像病毒那样裂变式传播，形成话题连锁反应，造成“人人有麦克风，人人描述真相”的局面。毋庸讳言，网络的普及、网民的激增、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颠覆了以往舆论传播格局，而且已经消解掉了政府对新闻的操控能力。由于技术限制和受众的分散、隐匿等特点，公权力很难有效干预新媒体公众意见的表达，这就使得各种价值理念、思想意识、道德观念迅速无序传播，不仅造成舆论溯源困难，还导致网络事件真相的嬗变，转而变成对政府体制的质疑和批评。
其二，政府的公信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影响社会和民众的能力，更多地来自理性的说服力。政府公信力所影响的对象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觉自愿的服从，至少是没有抵触的。一方面，由于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尖锐，分配不公、权利不公、官员办事不公、执法不公等现象时有发生，民众利益一直受到损害，产生相对剥夺感，有这种怨恨的人不在少数，而是极大多数，他们往往会产生利益丧失感、被欺骗和被愚弄感、被污辱和被压迫感，这种感受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越来越强烈，使得他们感同身受，往往可以异口同声，那就是质疑政府的一切。可以这么说，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才使得公众产生一种“群体意识极化”的倾向。另一方面, 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反抗，在各类舆情事件中，公众利用新媒体的传播特性踊跃发声，通过煽动性的言论将舆论朝极端方向推进，以此表达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和宣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因此，很多人并不是针对事件真相，而恰恰是对政府的兴师问罪。
正是在这种社会情绪之下，以前民众对政府的态度是“说什么是什么”，现在逆转为“说什么怀疑什么”，政府的公信力受到空前的冲击，这就导致危机事件出现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机构难以发出权威的声音释疑解惑，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降低公众对信息的辨识力，难以起到遏制谣言、消除恐慌情绪的重要作用。
因此，有分析认为，南京警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案情通报，无法解除人们对真相的质疑，主要原因并不质疑车祸的真相，其实恰恰是民间信不过政府的表现。现在，公众的思维已经定型：既然政府不可信，那么我们就真相DIY。于是，政府与民间各唱各的谱，各拉各的曲，严重地撕裂了，这正是各种舆情事件陷入“罗生门”的根本原因。
可笑的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定制符合需要的真相：之前直到现在，政府一直通过新闻通稿的模式，将符合需要的真相供给公众，以便操控社会舆情；而今，作为运用新媒体娴熟自如的公众也寻找符合需要的真相，以便向政府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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