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 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干部纷纷复出，重新出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老同志很快就到了退休的年龄，这些人的去留成为困扰当权者的政治难题。
邓小平、薄一波出席中顾委一次全会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以邓小平《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为标志，实行了包括邓小平自己在内的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废除了毛泽东时代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但在中国这个具有根深蒂固“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思维的国度，这些由“马上得天下”造就一批“开国元勋”，享有特殊的政治权威，让他们放弃手中的权力在实际操作中的不可能的。于是，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制度安排应运而生。
1982年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一机构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过两年多的酝酿才决定成立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干部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所以，我们需要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二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的话，就要10年。”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主任由邓小平担任。由于邓小平当时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很难顾及中顾委的日常工作，因此，根据邓小平的推荐，由薄一波同志任副主任，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在172名中顾委的委员中，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有169人（其中1927年以前入党的74人）几乎占百分之百；全部委员都是正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大多在中央、国务院、军队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在北京的委员119人，超过三分之二；军队系统的委员54人，将近三分之一；有20多位委员仍在第一线担任实职，还有20多位委员在原单位担任顾问等职；有30多位委员年高多病，不能经常参加活动；委员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63岁，平均年龄74岁。在20世纪80年代的实际政治运作中, 中央顾问委员会实际上替代中央政治局而成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当时的胡耀邦、赵紫阳虽然名义上是中共中央的一把手，实际上他们必须听命于中顾委的一批老人。这批老人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薄一波、彭真、王震、邓颖超等人，这一政治统治格局被称为“八老治国”。这批老人中最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还有陈云、李先念。一些重大事情，只要邓小平、陈云看法一致，就可以定下来了。其它老人可以和邓、陈交换意见，沟通信息，他们的意志以影响邓小平、陈云的决策的方式来体现。身处第一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是名义上的，他们成为这些老人执行命令的办事员。如果他们使老人们称心如意，他们的位子就可以坐稳。如果老人们不喜欢他们，随时可以把他们拿掉。
赵紫阳曾经谈到在老人政治下他的困难处境，他说：当时中国那么多老同志都在，总书记很难办事。我代总书记时，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开会？”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小平同志商量好了再开。”陈云听后自言自语地重复我的话说：“大秘书长一个。”两个老人意见不一致，总书记是很难当的。李先念还说：“赵紫阳只听邓小平的，不听我的。”两个人难办，三个人更难办了。
从十三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老人政治”的情况。赵紫阳曾对外界透露说：“外面传说，十三大时议论万里当总理，我不赞成，说我宁可让李鹏当总理也不让万里当。这是胡说八道。耀邦下台后没有中常委，只有一个由我牵头的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托”六人小组“，六人小组由薄一波同志牵头。六人小组直接对小平负责。我这一层也在六人小组议论之列。常委名单中，除了后来定的五个人外，还有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人大概是小平提的。”六人小组“在征求老同志意见时，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姚依林说：“万里如果进常委，国家一旦有事，他就会带头起哄。”陈云也反对万里进常委。“六人小组”向邓汇报了这个意见，邓才同意万里不进常委。剩下田纪云。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纪云有什么什么问题。邓小平说：“万里不进常委了，又说田纪云有什么问题，这不一定是事实，但时间很紧了，田纪云也下来吧！”这就定了五个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赵紫阳还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李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六四”事件之后, 老人政治的弊病日益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诟病，而这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人年事已高，纷纷考虑起自己的身后事，再无法像往日那么恋权。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会议上，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中央顾问委员会正式撤销。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被撤销后，江泽民在一定程度上不必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完全看老人们的脸色行事。不过，直到1994年邓小平和陈云因身体原因再也不能问事时，江泽民才算真正走出老人政治的阴影。
时至今日，中国政治仍然无法摆脱“老人政治”的影响，2002年11月中共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卸任，但仍然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一直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才把军权交给胡锦涛。此后，江泽民、李鹏等营造了没有中顾委机构支撑的“老人政治”，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仍然需要咨询他们的意见，只是他们因没有了开国元勋的特殊地位，其影响力远不及邓小平时代，再无法直接撤换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胡锦祷交权后，中国政治至此出现了两位“太上皇”，老人政治现象就更为隐蔽了，习近平等当政者再也不会像胡耀邦一样听任“老人”摆布，最近对周永康的审判就是习近平对“老人政治”致命的打击，那些已经退休的中共元老再也不可能像以往一样为所欲为，必须听命于习近平的政治权威，在习近平日益强势的背景下，江泽民、胡锦涛干预政治的力度将越来越少，中国特色的“老人政治”如今虽然没完全绝迹，但已经是日渐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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