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山西省吕梁市石楼一中校长王继珍被发现死于黄河大桥下, 尸体被钢丝捆绑，现场发现菜刀和大片血迹。然而当地警方一直未予立案，市公安局与新闻办并表示系自杀，引起舆论质疑和愤慨。在此前后，中国各地也发生了一批形似他杀却被警方认定为自杀的案件，并且有刑讯逼供和警方抢尸新闻传出。
曾被称“政法沙皇”的周永康
在此之前，重庆、四川与山西公安系统已经各自经历过一场人事剧烈震荡，揭示出一系列官商勾结、违法违规执法、贪污腐败等行为现象。然而，这三地公安系统变动的发生都是被动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或是因周永康薄熙来事发，或是因中央对政治生态的不满。这些现象都意味着，中共仍有必要对公安系统，尤其是基层公安做出进一步严格整改和规制，以及将一批潜伏其中的“害群之马”清除出执法队伍，也就是进一步“去周永康化”。这也是四中法治布局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之一。
周永康后公安执法仍乱象频发
据悉，除石楼县一中校长的职务外，王继珍还兼任县教育局副局长，负责石楼县5,000万职高建设工程项目。尽管在死亡现场发现很多可疑物品，但警方称“没发现他杀线索”，死前通话情况与相关人员反映情况相符，且菜刀与其子反映家中所丢的菜刀相符，法医鉴定意见为“溺死”，因此未予立案。尽管警方说法也似有理有据，但是一向对官方抱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却有自己的猜想，毕竟现场出现的他杀迹象过于明显，而以前又经常出现官方以自杀之名阻止案件蔓延的先例。
在2012年6月，就有郑州女大学生身中13刀被警方认定自杀的新闻，广州大学一教师双手反绑缢亡被警方认定自杀的新闻。此外，刑讯逼供的新闻也不时出现。在2014年10月15日有消息称，湖南省汉寿县一名违法犯罪男子被抓后受讯后死亡，显然是受到了刑讯逼供。另外网络中还有很多关于警察参与抢尸的传闻，虽然未见于官方正式新闻报道，但是对其真实性却难有怀疑。在此之前, 重庆、四川、山西三地公安系统遭受大规模人事动荡，揭示出来一系列执法黑幕。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违法执法，乃至勾结黑社会、塌方式腐败等现象触目惊心。山西省更是连续三任太原市公安局长出现问题。然而，这三地公安系统变动的发生都是被动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重庆公安变局源于薄熙来和王立军案发，四川源于周永康被围剿，山西则是源于中共高层对其政治生态的不满。在周永康主政中央政法委的那些年里，是否仅有这三地公安系统存在这些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公安变局关系法治成败
公安即“维护公共治安”，国际上一般统称为“警察”。公安机关的性质具有双重性，既有行政性，又有司法性。行政性体现在依法社会治安，司法性体现在依法侦查刑事案件。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政法系统权力急剧膨胀，其中的公安系统更是呈现明显扩充之势。本来以促进依法治国为使命的政法委转而以“维稳”为要，而且在地方治理中话语权过度增强，致使乱象迭出。
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公安可谓是第一线的执法者，代表执政者与民众直接接触，其行事方法和作风会直接影响到普罗大众的具体生活，影响到他们对中共的态度。这种影响要远远高于中共废尽心力的自身反腐，或是将造福万千民众的改革顶层设计。过往数年中，不断恶化的官民对立态势，也与作为执法者的公安人员在政治高压下将扩大化或粗糙执法，视民如同水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动辄得咎维稳弹压有关。
同时作为一线执法者，公安又是司法系统必要环节、关键性环节。十八届四中决定已经绘制出一套宏观的法治蓝图，并且提到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不过，决定中却并未提及对公安执法系统的具体调整措施，能否限制周永康时期公安系统过度膨胀权力也是未知之数。
此前曾有文章《周王后执法“三变” 中央重用全面改造生态》指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执法体系开始出现三方面变化，即依法执法、主动执法无所避，以及执法过程的低调有效。不过，这些变化主要还是由上层公安系统，或是北京公安的指挥操作，其他地区和基层公安虽然也有积极变化，但旧的问题仍然或多或少存在。而打造一套更符合现代化和法治要求的执法体系，亟需提升基层公安执法水平和队伍建设，或许需要对其展开一定程度的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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