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新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9月3日上午, 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名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在这场纪念活动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并且,“习近平总书记将亲自为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将领或其遗属代表颁发纪念章。”

整场新闻发布会上只有这两次提及了习近平的名字,而使用的称呼都是“习近平总书记”,虽然中宣部本身就是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而非国家政府职能部门,王世明突出习近平的总书记身份无可厚非,但是中宣部的这一措辞耐人寻味:既然是国家性的纪念活动,为何在习近平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一系列职务当中,不提“国家主席”名义而只称呼“总书记”?
在全世界对中国大阅兵用意议论纷纷之时,理解中宣部措辞背后的含义,或许是窥得真正答案的一道捷径。
向谁“强调党的领导”?
中国国家主席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有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国家主席是中国的最高代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抛开少数过渡时期或特殊时期不谈,当这两个职务集中于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选择以哪一个身份出席通常是根据场合的性质而定的----当然反过来也成立,从领导人出席活动使用的身份,也可以用于推断场合的性质。
习近平抗战胜利阅兵是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亮相还是以总书记的身份亮相?
中宣部本次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强调因此而凸显出其重要性:对中国官方来说, 这次阅兵当中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才是其需要特别突出的关键。尽管强调党的领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已经是常态,但在纪念抗战七十周年大阅兵的场合,突出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远不止于“强调党的领导”这么简单,或者说,关键在于“向谁”强调党的领导。
2014年12月13日,中国举行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同样是近年来中国官方对抗日战争重要事件的纪念活动,当时新华社对此的报道措辞与本次新闻发布会上王世明的表述即形成微妙对比。在发起机构的陈述上,两次措辞的内容和顺序毫无区别,都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但在对习近平职务的表述上,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习近平则是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三重身份出席的。
这正揭示了本次大阅兵的重点所在:与南京大屠杀“国殇”的性质相同之外,中国官方希望通过本次大阅兵传递另一种声音。
毫无疑问,阅兵的一重用意在于提醒世人二战中中国在东方战场中的重要作用。正如王世明在发布会上所指出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牺牲和贡献缺乏了解。“关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西方一些人一直缺乏客观公正的认识”,“历史事实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东方主战场的重要作用”。美国《华尔街日报》也发表了相应的评论认为,中国是对长期以来谈二战胜利言必及苏美英而忽视中国感到不满,但是,西方极有可能仍然误读了中国官方的表态,在国际上争取应得的战胜国地位只是事情的表面,“习近平总书记”的背后,传递的是今天已经今非昔比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寻求获得更为深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立足历史,更需面对现实
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意图改写抗战历史,恰恰相反,在台湾“国防部”指责中共是在借阅兵刻意淡化国民党的抗战贡献的同时,中国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曲睿正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将安排部分国民党抗日老兵参阅”。与建国的最初几十年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积极作用讳莫如深相对比,今天中国官方正在对过往历史表现出更加开放和务实的态度。
在承认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抗战贡献的同时, 强调今天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胜利纪念仪式的“东道主”地位,应当说,这才是抗战胜利阅兵的根本用意。“习近平总书记”措辞的背后所要说的既不是针对中国大陆内政的老生常谈“强调党的领导”,也不只是针对战后国际社会对中国战胜国地位的漠视,通过这场包括国民党抗战老兵参阅的大阅兵,中共正在向世界----而不止是对台湾----发出提醒:二战当中中国在东方战场的重要作用需要获得承认,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二战历史问题上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更需要被承认。
毋庸讳言,国民党在二战中承担了中国合法代表的历史角色,1943年由蒋介石出席参与的开罗会议开启了中国被承认为国际社会重要主题的起点,二战胜利后中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资格的时候,出面承担国际角色的代表也仍然是国民党。但是,此后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人民选择的是共产党,无论西方国家对此怎样满腹牢骚,1949年以后中国走过的六十余年发展历程都已经被写入历史。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代表的合法性不需要西方国家批准,西方国家----也包括今天的台湾当局----需要做的只是接受现实。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早在今年2月以及5月两次专门发表题为《阅兵,国际通行做法的中国化》、《大阅兵将把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立起来》的社评文章指出,“我们对抗战胜利纪念日阅兵这个中国政府的特殊决定,不能光从一般性的传统政策层面研究理解,还需要以历史视角、政治眼光和战略思维,立足国际秩序关键转折期的总体大框架,立足我国由大向强的发展大趋势,立足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戮力奋斗的时代大背景来看待”。官媒的含蓄措辞传递出更多信息,如果仅仅认为日渐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打算借“秀肌肉”的机会凸显自己的国际存在感,不啻于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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