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2007年12月15日重庆某地居民一家三口（还有一只小狗）被凶手入室残杀，部分媒体围绕死者的“煤老板”身份大做文章，部分网友大赞“煤老板被杀活该”一事，笔者稍有异议，写了一篇帖子《因为他是煤老板，所以活该被杀？》，挂在凯迪网上，也引起了一些议论。
据悉，此案已经告破，实际情况是：被媒体冠以“煤老板”的那个遇害者，其实只是在本地从事煤炭贩运（从甲地买煤到乙地卖，赚点差价）、兼开麻将馆的一个普通小业主，人品亦无甚恶处（因其从小失怙，遇害前一直与养父母生活并尽心赡养之，受到邻里称赞），并非人们想象中那种富甲一方、心肠坏透的黑矿主。而众网友激赏的那位“正义的”凶手，原来是一个曾因盗窃、吸毒被判刑和劳教、今年8月才刑满释放的人员，且是死者邻居。该凶手为筹毒资，半夜入室偷盗了600元钱，在小狗叫声惊醒户主之际，残忍地将户主祖孙三人及小狗杀害。
了解这些实情后，相信大家对一些媒体为了“眼球效应”而哗众取宠、急功近利的做法，自有深刻体会。在媒体缺失客观、公正原则与人性关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所谓新闻，往往是要大打折扣的。可惜了一干网友因过于激动而四处横飞的唾沫。
本文不想再讨论此案新闻报道客观与否，而提出另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为什么新闻媒体要热衷于将死者身份往“煤老板”上靠，为什么一些网友一听到“煤老板被杀”就表现出狂热情绪，要大声叫好？
对此，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原因，如新闻媒体的无良，体制的弊端，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倾向性情绪无发泄渠道，等等。但是，我想还有一个深刻原因是，煤老板这个群体，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今天，已被我们“集群式妖魔化”了。虽然煤老板千差万别，也有一部分是安分守纪的良民，如本案的受害者即是，但在人们“正义的”眼里，他们就是一个为富不仁、恶贯满盈的集群，“天下乌鸦一般黑”，“洪洞县里无好人”（这似乎是一句谶语了）。而煤老板个体的善恶、命运是无足轻重的。
因为是“妖魔”式群体，所以我们对煤老板们具有天然的道义优势，可以用最暴烈的谴责甚至诅咒，对他们进行“政治正确”、“价值挂帅”的道德性审判，连他们遭受家破人亡的悲剧，也成为咎由自取的“活该”，连凶手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也成为“正义的以暴易暴”。
“集群式妖魔化”是一手非常厉害的武器，它可以凭借全民公意和道德至上的名义，把一些居于少数地位的社会群体，打击成体制性的劣等阶层，给予集体性的贬损与侮辱。对这种“集群式妖魔化”现象，我想大家不会太陌生吧。阶级斗争年代，“五类分子”、“右派”、“走资派”、“反革命”、“特务”这些名词，绝不单指个体的人，而是意味着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一个体制性的坏人阶层。那年月，一听到“地主”两个字，谁个不攥紧拳头、咬牙切齿？似乎当时中国的几百万乡村士绅，全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结果一场阶级斗争，就把这个堪称农村精英的阶层给扫灭了。当然，随之消失的，还有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乡村文化血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农村又冒出了一大批被称为“致富领头羊”、“种田能手”、“养殖大户”的人，并被体制广泛吸纳，还入党、评先什么的。我不知道，这些“领头羊”、“能手”、“大户”与当年的地主究竟有多大区别，而政治待遇却相判云泥？
如果说，当年“集群式妖魔化”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话，现在则更多出自道德因素。在网上，只要占据自以为是的道德制高点（譬如爱国之类），就可以凭着国籍、民族、地域、身份、职业等标志，对审判对象进行分类甄别，一一贴上合适的标签，横扫千军如卷席。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起了冲突，中国人吃亏了，于是就成了“辱华”事件，该国全体国民就成了我们口诛笔伐的对象。一个河南人在深圳当了小偷，于是全体河南人都是小偷，该被逐出这座城市。一个教师打了学生，于是全国教师都是凶手，该放下教鞭走人。一个公职人员贪污了，于是全体公职人员都是贪官污吏，该当杀尽斩绝。看看网上发生的一些有关“爱国”与“汉奸”的事件，这种愈演愈烈的“集群式妖魔化”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警醒吗？
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谈论“多数人的暴政”时，深刻指出：“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性暴虐。”
我不知道，当我们罔顾理性分析与逻辑判断，而热衷于以虚拟的“道德正确”为诏令，在网络上大肆开展“集群式妖魔化”运动时，会不会导致一场新型的“社会性暴虐”？这种“社会性暴虐”的祭品会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所谓的“煤老板”一家三口及一条小狗的性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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