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总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总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被国民党称为“中国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千古完人”。然而，这位杀气腾腾的救世主并没有救得中国。
1961年9月，蒋介石注视着办公室里硕大的地球仪
1924年，此时的蒋介石已不算太年轻，他终于由黄埔军校校长这个位置得到通往权力顶峰的台阶。当然，他一直相信自己并非池中之物，早年赴日本留学期间，他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首：“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此诗可谓蒋氏代表作，其平生之志趣、抱负、性格乃至命运，都可以从中窥见。爱国是无疑的，以光复神州为职责并非大话。个人抱负也不必讳言，其志岂在封侯，其志又岂止在封侯？
在孙中山去世后，经过一系列斗争，蒋介石打败汪精卫等人成为新一任主席。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民主政治逐渐成为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这是治国兴国的必由之路；这也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少有大志的蒋介石自然义不容辞的担负起这个责任，开始光复神州大业。
光复自然是要流血的，除了军阀，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从1926年“三·二零”中山舰事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到了台湾依旧如此，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他镇压的共产党人包括位至国防部副参谋长的吴石、国民党主委李友邦，以及部分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士，最有名的是雷震。
国民党将领陈铭枢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中写道：“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然而这在蒋介石眼里这才是革命的怒潮, “革命革命，牺牲牺牲，黑铁赤血，求我国家独立平等与自由。独立、平等，中华民国乃得真自由。”按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的理解，“这种寻求自由的言辞，隐藏了其政权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统治的事实”。不过学者杨天石另有看法，他指出蒋介石是一个个人中心主义者，其自我迷信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所以每每看到蒋介石的政令都让人哭笑不得：如抗战时在陪都重庆，蒋介石连如何摆放垃圾堆、国民党办高级党员训练班（党校）消灭臭虫这种事情都要亲自下令。就连吃相难看、演讲稿必须放在上衣兜里这类不值一提的小事，蒋介石都要一一过问。而当蒋自认自己是革命的，反对他的一律自然就是反革命，就会被蒋介石杀死。
这种自信不断膨胀，蒋介石相信自己----或许也只有他一人可以光复中华，当仁不让的兼任三军总司令，国防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国民党的总裁。在稍后的时间里，他又取得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的主席，又接任政府联合银行“四行”的总裁与四川省政府的主席，这样的他自然而然的说出“我到的地方，就是政府与院部的所在与抗战的中心。战争的结果决定于领袖如何指挥民众抗战，而非决定于两三城市的得失。”
而他的指挥民众抗战还真是亲力亲为，他喜欢超越各级指挥官直接给基层发话，经常亲自为一个师，甚至一个团选择阵地，甚至连迫击炮放在哪儿都一一告知，而且经常凭着他自己的主观判断，并不顾及前沿阵地的敌情变化进行指挥，以僵化代替灵活、以意志代替统率。白崇禧曾经说蒋介石就是一个“步兵排长”，杜聿明哀叹其“不知三军之任，却执三军之行”，对于这种非议，蒋介石对他的高级将领们说道：“我可以老实地告诉大家，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执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以不必重视他。……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总因。”
救世主自然是不会错的，至少不会承认自己是错的。在1949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仍然相信“惟自问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如此虔诚的相信上帝蒋介石将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归结为上帝对他的惩罚----按教会的规定，教徒不拜偶像，而他有一年在绍兴参观大禹的陵墓，因为敬仰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所以曾经在大禹像前鞠了一躬。正是这一躬让他失去大陆江山。不过或许蒋介石忘了，他曾在陈洁如面前发下毒誓：“我发誓，自今后五年起，必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若违反，祈求我佛将我殛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得粉碎。如果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之外，永不回来”。显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佛教的历史要比徒基督教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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