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谢绝宋子文保荐
1927年5月的一天, 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位于上海市郊青浦县的董府门前。来人是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宋子文，目的是想保荐董健吾到蒋介石手下任职。
传奇共碟董健吾
董健吾，1890年出生，青浦县人。1914年，他考入美国基督教会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宋子文与他是同班同学，交往甚密。后来，董健吾受聘于上海圣彼得教堂教学，任基督教牧师，继而又在一些学校从事传教工作。董健吾具有高超的交际才能，与上海滩黑白两道都有一定的关系。他曾加入上海青帮，并有相当关系和地位。上自蒋介石，下至杜月笙（上海青帮头子），从上海警察局到租界巡捕房，他均有结交。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作为蒋介石股肱之臣的宋子文，积极为蒋政权的建立网罗人才。他以同学、朋友之谊劝说董健吾，保荐他到蒋介石手下任职。蒋介石混迹上海滩时曾加入青帮，与董健吾算是同门兄弟。但蒋介石举起屠刀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让董健吾十分反感，当然更没兴趣为蒋介石效力。尽管宋子文为董健吾描绘了投奔蒋介石后的锦绣前程，但他不为所动，宋子文败兴而归。
“红牧师”上了特务黑名单
不久，董健吾接受了一位老同学的邀请，转赴西安圣公会教堂担任牧师。这位老同学名叫浦化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董健吾来西安后，浦化人引见他结识了时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冯玉祥夫妇信奉基督教多年，其部属也多信教。董健吾与“基督将军”冯玉祥可谓同教同道。很快，董健吾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牧师，并担任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等职。1928年董健吾在河南开封经刘伯坚（任冯玉祥部政治部部长）和浦化人介绍,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凭借着自己的合法身份，以及与冯玉祥过从甚密的关系，积极配合刘伯坚、浦化人等人在冯部国民革命军从事兵运、农运和工运工作。董健吾还借随军牧师的特殊身份，深入冯部传播讲授“红色教义”，士兵们由此称他为“西北军中的红牧师”。
董健吾在西北军中的革命活动，引起蒋介石派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密探的注意，在他们的“黑名单”上出现了“红牧师”的名字。这时，中共内部的叛徒又向敌人供出了董健吾的真实身份。这样，董健吾遭到了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的内部通缉（为便于工作，董健吾经组织同意加入国民党），有人准备对他采取行动。这时的冯玉祥虽也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实行反共清党，但对军中的中共党员却未下手。当他得知董健吾处境危险时，立即派亲信将他秘密保护起来，并“护送出境”。
陪顾顺章走了危险一程
1929年初，董健吾秘密返回上海。这时，他加入中共中央特科，成为二科情报科的成员，直接受陈赓领导。他先是受协助处理好了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的非常事件，不久，又奉命“陪同”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踏上了一段危险行程。
那是1931年1月以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夺取了党的最高权力。张国焘被王明看中，准备派往鄂豫皖苏区。周恩来委托顾顺章和董健吾护送张国焘等人。4月初，他们完成任务，返回武汉，在汉口法租界里的德明饭店住下。顾顺章本是青帮中人，有身不错的功夫。但他品行不端，参加革命后一些坏习惯有所收敛，不久便故态复萌，生活不检点，甚至吃喝嫖赌。这次顾顺章返汉后，又违反特工工作纪律，随意抛头露面。他结识了一名舞女，两人花天酒地，放纵淫乱。一天，在“大世界”魔术馆看到一则招聘演员的广告后，耍得一手好魔术的顾顺章不由得技痒难耐，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纪律，登台亮相了。他被中共叛逆王竹樵发现，并立即报告国民党特务机关。4月24日，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抓获，旋即叛变投敌。
董健吾本来已约好时间与顾顺章会合，准备一同返沪。他左等右等不见顾的踪影，断定事情有变，立即乘轮船离开汉口。顾顺章叛变后，幸亏钱壮飞及时把这个信息报告给中共中央，周恩来等人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急措施。董健吾赶回上海后，周恩来紧紧抓住他的手说：“我以为你回不来了。”董健吾得知由于时间仓促, 还有不少党的秘密文件来不及转移之时，又不顾个人安危，坐镇于党的秘密交通站----上海康泰公司大楼中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他借助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抢救出已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党中央机关留存的许多机密文件，保卫了党组织和大批革命同志的安全。
担负照顾毛岸英兄弟重任
1930年后，董健吾受中共中央委派，在上海党组织和宋庆龄的大力资助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的身份，用基督教会和互济会的名义，在上海开办一家幼儿园----大同幼稚园。任务是：秘密收养失散流落在江西、浙江和上海等地的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董健吾担任幼稚园园长，他的夫人黄雪光及李立三和恽代英的夫人均在该园担任保育员。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不幸在湖南遇难，遗下毛岸英（时8岁）、毛岸青（时6岁）和毛岸龙（时4岁）兄弟三人，中共地下组织将他们转移到了上海。一天，董健吾接到通知，去秘密会见毛泽民，毛泽民向他交托了岸英兄弟三人。此后，毛岸英三兄弟经董健吾安排，于1931年初进入大同幼稚园。当时，在园内寄养的还有蔡和森的女儿蔡转，彭湃的儿子小丕，恽代英的儿子希仲，以及李立三的女儿李力等。
完成使命接通国共联系
1936年2月21日，董健吾飞抵肤施城（今延安）。肤施距瓦窑堡不远，不到200里，时为东北军驻守。张学良命令驻肤施的所属骑兵，护送董健吾等前往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
董健吾一行到达瓦窑堡后，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的热情接待。他们告知董健吾，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正率部队在东征前线作战。是夜，中共中央负责人秦邦宪（博古）立即致电东征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等，告知南京政府托宋庆龄派人转送密信的情况。次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董健吾会见了秦邦宪。董健吾说：“我这次来陕北苏区之前，蒋介石曾召见了我。蒋介石在谈话中曾经暗示我，如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能够归属南京国民政府的话，他同意今后不再进攻红军，并给予军饷，双方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以及中共提出的释放政治犯和武装民众抗战等要求。”
“我途经西安时，曾面见了张学良将军。”董健吾拿出张学良致中共中央的信函，递给秦邦宪、林伯渠等人，说道：“我们对张学良将军抗日的态度应予以重视。他受家仇国恨双重压迫，又遭国人误骂，强烈要求抗日雪耻。他不希望打内战，不愿意进攻红军。 ”董健吾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几位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3月4日, 董健吾拿着张闻天、毛泽东以及彭德怀等人给宋庆龄的复信，踏上归程。董健吾返回西安时，张学良为他设宴。董健吾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秦邦宪、林伯渠等人对张学良的谢意和问候。他于4月间返抵上海后，前往宋庆龄府中复命。国共两党中断了近10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宋子文姐弟的主持下，由董健吾完成传信使命而接通了。
护送美国记者赴红都
这年6月，刚从红都回上海不久的董健吾，又风尘仆仆赶往西安。此行他又是受宋庆龄之托执行特殊使命----护送一位洋人去红都。董健吾与这位洋人素不相识，宋庆龄为他们确定了接头暗号。她在一俄文名片上题写两句英文诗，然后盖上骑缝章，一剪两半，一半交与董健吾，另一半托人转交给那位洋人。在西安旅社，董健吾以拼对名片暗号的方式，与那位洋人取得了联系。他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出生于1905年的斯诺，是一名进步的美国记者，他对中国革命十分关注。他想到苏区进行实地采访，苦于没有途径和中共商洽，便找到宋庆龄求助。当时国民党对中共实行新闻封锁，要进入中共腹地采访是相当困难的，要经过国民党军警特的重重关卡。为使斯诺顺利进入苏区，宋庆龄召请董健吾商议完成此项任务的方案，决定再次借道西安，请张学良帮助成行。6月3日，斯诺以去内蒙古采访的名义为掩护，自北平启程来到西安。在这里，他与以“王牧师”身份出现的董健吾接上了头。虽然这次任务不久就顺利完成，以后两人再未见过面，但斯诺一直深深地记着他。斯诺陕北红区之行的结果，是写就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介绍了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
单枪匹马战斗在日伪心脏
1937年8月中旬，上海沦入敌手。这时，董健吾利用自己以前在上海各界的社会关系，孤身奋战在日伪心脏。为弄到日伪情报，董健吾找到了赵子柏。赵子柏也是青帮中人，租界巡捕房的一个头目，以前曾经为董健吾提供过情报。通过赵子柏的引荐，董健吾得以潜入日伪特务情报机关任职。他多次搜集到许多日伪机密，例如，日军在上海登陆人数、军需辎重的储备等，为活跃在江浙一带的新四军打击日寇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抗战中期，董健吾又通过关系出任汪伪南京警察学校训练处处长之职。除继续寻机搜集情报外，他还曾竭尽全力冒险救助被日寇关押的数名新四军干部脱险，并帮助一批爱国人士从狱中逃出……董健吾成为战斗在日伪心脏中的一名孤胆英雄。1949年春, 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天险。与国民党首府南京相隔不远的苏州，处在即将交战的前线。镇守苏州的是厉百川，作为苏州警备司令，企图进行最后的顽抗。董健吾为免苏州古城毁于炮火，前往苏州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策反厉百川，希望他效仿北平傅作义的义举。经过董健吾一番政治攻势，加上解放军已陈兵城外，厉百川最终同意谈判解决苏州事宜。4月26日，厉百川将军旧部按谈判约定地点，开赴嘉善集结，后转至上海受我军整编。第二天，解放军进入苏州城，美丽的姑苏古城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这是董健吾不顾个人安危为人民立下的又一大奇功。
“文革”中含冤去世
新中国成立后，董健吾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但在“十年动乱”中，董健吾被扣上“反革命分子”、“逃亡地主”及“叛徒”、“汉奸”等莫须有的罪名，历尽劫难。直到后来，因为斯诺的一句话，才使这位革命的“王牧师”境况有所改变。
那是在1970年，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和斯诺谈话间，斯诺突然提出：“我十分想见一见我尊敬的老朋友王牧师，许多年了，不知王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王牧师？”毛泽东微微一怔，不觉自语道。“噢，就是35年前护送我秘密赴陕北苏区采访的那位王牧师王先生。”斯诺补充道。“35年前，王牧师，嗯，是他……”尽管已是近80岁的高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的毛泽东仍然追忆起了“他”。
这时的“王牧师”（董健吾）正身处逆境，几顶政治帽子一压，使他厄运缠身。斯诺在毛泽东面前的请求，改变了董健吾的处境。当时的上海市委获悉这个信息后，即由统战部出面，把董健吾由小医院转到瑞金医院高级病房医护治疗。然而，此时他已进入病危期。正当斯诺即将来上海与他会面时，董健吾，这位八旬老人含冤逝去了。
1978年9月16日，董健吾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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