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简称亚投行）在北京举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称《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系列活动，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柬埔寨、文莱、中国、埃及、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冰岛、印度、印尼、伊朗、意大利、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沙特、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土耳其、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亚投行新址设立于北京
习近平参加亚投行启动仪式
其他尚未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见证签署仪式。根据《协定》规定，此次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为中方授权代表签署《协定》并在仪式上致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出席仪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团团长，正在欧洲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其间的亚投行特别财长会发表书面致辞。来自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政府代表、中外方嘉宾共计300余人参加了《协定》签署仪式。目前，亚投行最终的股权结构正式对外公布，中国为第一大股东，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
从2013年10月，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到2014年末筹建备忘创始成员国增至22个，再到今年3月份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如今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达57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五大洲。如今这些国家汇聚一堂，共同签定亚投行“基本大法”，亚投行的治理结构、股本及投票权等核心要素已公布于世，见证中国承诺的履行。这个世界不缺多边金融机构, 当这些机构全都受制于一国，且改革步履维艰时，出现一个新的机构显得尤为必要。就在中国担起振臂一呼的角色，一开始，很多国家是拒绝的。除去透明度、环境标准和股分配额等原因，好像还有着一丝道不明的忧虑，会不会是用经济做跳板，让西方国家集体跳进中国的颜色染缸？但随着中国一系列宣称要旅行高标准的承诺出炉，参与国家纷至沓来。随着的基本大法的签订，许下的承诺将被验证，只是中国又能背负这些“高标”包袱走多远呢？
中国搭高标准顺风车
提起亚投行，恐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3月份那戏剧性的一幕。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Lew）在电话中力阻英国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决心已定，率先成为西方国家第一个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美国扼腕叹息道：不应该一直迁就中国。此后的剧情无外乎一出树尚未倒，猢狲已散的“家庭悲剧”，G7国家中，除去美国和日本，其余全部加入亚投行麾下。
当时，外界纷传中国要建立起一套自己的金融标准和秩序，“取代”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元构建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这种看似肯定中国实力的言论无外乎是一种“捧杀”，中国连连表态称，并非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而是要为现有机制做贡献，并且要与现有的机构进行合作。与其说谦虚，不如说有自知之明，自知无法独自驾驭过高的标准，亟需搭乘国际合作的顺风车。
一方面，中国的内部金融体系改革呼声高涨，本身体制内的机制就存在诸多弊端，暗流汹涌，没有能力形成一套让国际社会自愿效仿的体制。同时，原有秩序虽然也有漏洞和弊端，但是却已经延续大半个世纪，为世界经济发展战和全球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固然有一定的资本实力，但要撬动整个既有秩序还是缺乏经验和说服力。建立亚投行除了是刺激现有美国主导的金融机构改革的同时，也是一种对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引领者地位内在体制的学习和思考。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跳板更多是做给自己，中国快速增长了30年，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中国的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去。2014年，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就有1200亿元。一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一直被诟病为“政治投资”。由于之前长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鼓励，用金钱和援助收买“国心”实乃不得已为之。一定程度上，多年来的累积，这种模式早已形成惯性和恶性循环，中国企业和资金想要实现正常的走出去，却往往要被“政治投资”所绑架，将经济利益放置次要位置。中国何尝不希望向西方国家一样“站着就把钱给挣了”，只是刻板印象已经定型，再难改变。所以，中国成立“亚投行”只是想拉合伙人，将高冷的西方国家标准引入，学习科学有效的投资模式。更重要的，如果再有国家企图“躺着就把钱用了”，中国可以说：“爱莫能助，这是大伙的，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亚投行对腐败、欺诈等行为持‘零容忍’的态度, 并将执行严格的诚信与反腐败政策及规定。”这是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表态。不论是许多西方国家，还是中国人自己，多少对此表态心存疑虑，或以为这是现有形势下，不得已要顺应西方标准的缓兵之计。但从长远看来，中国在亚投行上注资比例最重，出于投资安全考量，中国将比任何国家都渴望亚投行在高标准下运行。尤其当亚投行投入实际操作后，北京若是尝到了高标准带来的甜头，又怎会甘愿回到低标准的作茧自缚中去。
高标准的推行条件
从提出概念到投入运行，亚投行用时不到两年。而真正引入西方高标准的斧正集中在4、5月份。当时，就在美国指责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是在纵容中国后，欧盟领导人纷纷发言，有信心帮助亚投行制定标准，并且实行严厉的内部监督。此后，仅两个月，新的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框架、采购政策如数敲定，协商过程没有爆出任何寸步不让、僵持不下等消息。转眼间，“基本大法”促成，各国相安无事，一团和气。
所谓万事开头难，亚投行推行初期确实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质疑和阻力。随后形势扭转，在压倒性的优势中“吸粉”无数，且顺势一鼓作气将协定敲定。相反，反而是美国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僵持不下。2010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向IMF提交的份额改革提案，其中超过6%的份额将从代表性过高的成员国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合乎情理之事。由于美国掌握了一票否决权，要在IMF中通过必须得到美国国会首肯，没有美国国会点头的改革寸步难行，而这一拖就是满五年。
换言之，美国虽然一直死守着高标准的堡垒，苦苦经营数十年后，既得利益者已经将根据地如数划分，设立了众多保护门槛。标准不变，可世界在变，众多新兴市场的出现也要求要改变。中国主导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是片处女地，确立了开放的准入原则，引入众多规则制定者和参与者。正因没有经验，这片处女地没有被纵横交错的利益网染指，也不需要推翻清理原有地面建筑，发挥空间巨大。
有了内在动因和存在条件，中国完全可以承载高标准，即使初期一定会存在短期阵痛，却恰恰是亟需的。在掌舵者习近平的潜意识中，对于亚投行的顶层设计眼界一定不限于现实的投资回报，短期阵痛总好过将来要刮骨疗伤，也是中国可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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