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 北京迎来一个历史性时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57个成员国代表齐聚于此，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字仪式。回观上一次各成员国代表共赴北京，还是248天前21国共同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此次不仅成员国数量翻了不止一倍，更能吸引外界关注或还在于当日签署的协定本身。这份长达43页的协定，从宗旨、职能和成员资格到资本，再到银行业务运营，大抵延续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协议的一贯框架，但由一些细节当中仍可管窥中国的独特思路。
亚投行29日迈出重要一步
解困渠道vs.牟利工具
正如人们可以清楚察觉到的那样，亚投行筹建倡议提出伊始未能得到世界关注，即便后来随着加入国的增加，一般看来亚投行的直接挑战对象也仅仅是已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亚洲开发银行（ADB），这样一种观感已随着英国、法国、德国及意大利几个老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争相加入而突然逆转。在外界看来，这几国的加入不仅从事实上改变了亚投行的构成格局，更使得之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超出亚洲的国际金融机构，更似当前世界银行所扮演的角色。
详观刚刚签署的亚投行协定，针对于此一整套运行机制，中国也确实采取了“拿来主义”。亚投行协定整体框架设定，在相当程度上严格参照了世界银行等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其背后的设计师之中更是不乏世行退休律师利希滕斯坦（Natalie Lichtenstein）、前世行资深官员林特纳（Stephen Lintner）等人。借由之，中国欲进一步突显自己全无“野心”，严格地遵守了战后西方主导制定的“游戏规则”，在这当中包括亚投行在内的一切不过出于“学习性目的”之意可谓明显。不过其中却也并不难发现，一些细枝末节早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烙印，并借由此与世界银行等西方主导下的现行国际金融机构拉开了距离。
其一, 当前，世界银行作为一个集团由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在内的5个机构组成，但普遍来看人们每每谈及的都是狭义上的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面简称为世界银行或世行）。而从成员资格来看，较之此世界银行，亚投行所设限制显然要少得多，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成立并不致力于打造一个仅可供大国抑或发达国家“享乐”的舞台。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议条款》规定，世行成员国资格面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成员国开放。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行成员国，就必须首先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加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则是成为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成员的前提条件。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于上世纪70年代瓦解，但它的另外两个“产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在正常运转，前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后者则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以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且其制定初期所设定的这样一种“严苛”的准入门槛也得以保留下来。
与之相比，亚投行的准入条件无疑要开放许多，其成员资格不仅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开放。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是不享有主权或无法对自身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申请方, 也可以由对其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银行成员同意或代其向银行提出加入申请。在此意义上，不仅在参加国上没有多于的限制，即便是非国家行为体亦未排除在外，亚投行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
其二，从认缴股本方面的规定来看，二者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尽管世界银行按股份公司的原则建立，在这一点上与亚投行并无二致。但从其设立之初会员国认购股份的缴纳有两种，一是会员国认购的股份，先缴20%。其中2%要用黄金或美元缴纳，18%用会员国本国的货币缴纳；二则是其余80%的股份，当世行催交时，需用黄金、美元或世界银行需要的货币缴付。美元在国际流通领域的霸主地位，以及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却也因此确定下来。相比较而言，亚投行章程当中并未限制以任何一种货币作为认缴股本必选，仅言“美国或其他可兑货币”均可，与世界银行的有关规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三，细查二者的投票权亦可发现不同。世界银行采用加权投票制，世行成员国资格面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开放。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须提供其经济数据以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他经济规模类似的成员国的数据进行比较，然后获得一个相当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缴额度的配额，该配额决定该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重。每个世行新成员国获得250票，加上在世行股本中所持股份每股为一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的配额用于确定配给每个世行新成员国的股份数量。
这一规定看似没有锁死因各国所持股份不同而造成的投票权不同, 但在现实操作当中，世界银行的重要事项都需会员国投票决定，因增资问题迟迟无法提交通过，美国认购股份最多，有投票权226,178票，占总投票数的17.37%，对世界银行事务与重要贷款项目的决定起着重要作用，这样一点却迟迟难以突破。相反，再来看29日刚刚签署的亚投行机构章程，中国以30.34%的股份和26.06%的投票权确实获得了实际上的否决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一种“否决权”能够在相当长时间之内存续下去。亚投行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一旦美日等国放弃“矜持”加入亚投行，中国在这当中份额将迅速被稀释，这从根本上杜绝了中国可能持续一家独大的状况出现。
其四，在表决机制上，即便迟迟未能有大国加入以稀释中国所占投票份额，理事会采用的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决策原则，或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中国权力在亚投行内的无限膨胀。亚投行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亚投行的一切权力。理事会可将其部分或全部权力授予董事会，但以下权力除外：吸收新成员、增减银行法定股本、中止成员资格、裁决董事会对本协定的相关解释或适用提出的申诉、选举银行董事并决定其薪酬或支出、任免行长并决定其薪酬、批准银行总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决定银行储备资金及净收益分配、修订本协定、决定终止银行业务并分配银行资产、行使本协定明确规定属于理事会的其他权力。而所谓简单多数指投票权的半数以上；特别多数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半数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一半的多数通过；超级多数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除本协定另有明确规定外，理事会讨论的所有事项，均应由所投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决定。这从根本意义上确定了中国很难动用一己力量左右亚投行的运转。
回过头来再看世界银行，即便是2010年世界银行第二阶段投票权改革完成后，修改了投票权的分配以增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声音。至此，世行前6大股东国分别为美国（15.85%）、日本（6.84%）、中国（4.42%）、德国（4.00%）、法国（3.75%）和英国（3.75%），但观世界银行另外还规定，任何重要决议时必须要有85％的同意票才能通过。美国的投票权为15.85％，也就是说，即使全数会员国都同意的决议，只要美国投下反对票，该决议就无法通过“否决权”。在此意义上，亚投行确与世界银行大不同。
社会主义的亚投行搅局资本市场
一般看来, 正常世界里只有发达国家、资本过剩的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的国家投资的道理，没有反过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穷人向富人投资的道理，不过从现实来看，一向自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正在以强势的手法，通过亚投行对外同时输出资本以及产品颠覆这样一种传统认知。而通过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的对比，其所能反映出来的更深层次问题或许还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资本领域的一次相互角力。
长久以来，国际社会之于资本主义并没有准确的定义，不过拥护者和批评者们却都大都同意资本主义拥有以下的特色：私营部分、私人所有权、自由企业、利润、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竞争、自我组织、市场（包括劳工市场）的存在、以及追求私人利益。与社会主义相较，资本主义的食利特性尤为突显，并特别强调坚持私人财产的个人所有权，尤其是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经常强调，在生产工具不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将能最大化经济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经济里，绝大多数的生产能力都属于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公司组织所有。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特性在世界银行章程当中有着非常清楚的体现。
从某种角度来观，世界银行虽标榜自己的官方目标为消除贫困，但无论是设定苛刻的标准，限制准入，还是坚持规则以及议程的绝对主导权，它所进行的金融资本输出仍难以摆脱“资本家”独家游戏的固有套路。
异乎于世界银行，“亚投行是以商业为导向的银行，不搞政治化，不应变成国家之间博弈的机构”，当前公布的亚投行章程之中，无论是中国未以任何机制化手段确保自己的“否决权”不会丧失，还是不设常设董事会、将更多权力赋予理事会，突出参加国的平等权力，抑或将亚投行的总投票权分为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票权三部分，其中基本投票权更是占到总投票权的12%，从而确保每个参加国都享有一部分投票权利，“红色金融”出海背后，以平等、均富为重要特征的社会主义色彩越发凸显。这似乎也印证了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言，“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为美国量身定做的，而亚投行是一个很难得的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机构”。
尽管意识形态论越发地从人们的话语体系当中淡去，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因主导国本身所带有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不同，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发展的不同之处可能会越发突出，而这样一点很值得人们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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