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出访东南亚, 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于6月29日在北京举行，这一倡议由战略构想到正式落地只用了不足两年时间。不过，尽管伴随57国争相加入，外界已然将亚投行视为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最重要挑战，“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却并非北京最初设想。当初播下一粒小小的种子，如今却意外收获硕果，或许已令北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是否是自己能够承受之重。
经过近两年时间酝酿以及积极推动，亚投行协议最终签署
向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现行国际金融机构汲取经验的同时应如何免遭裹挟？
亚投行远超中国预想
英法德意等西方大国争相申请加入亚投行，被许多观察人士誉为划时代的大事件。但在某种意义上，北京方面并非想将亚投行做得多么庞大，而是尽可能的小而精。
一方面，按照最初计划，亚投行的资本规模虽为1,000亿美元，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洲开发银行（ADB）等现有金融机构相比，这一数字其实并不算高。世界银行为2,783.77亿美元、亚开行为1,624.9亿美元、欧洲投资银行为2,432.84亿美元。即便是并不见经传的非洲开发银行与泛美开发银行的资本规模, 也分别达到为1,002亿美元和1,168.8亿美元。较之资本规模，更值得注意的还应是亚投行高达500亿美元的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亚投行的资本实缴比例为20％，仅低于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稳定机制。基于此不难发现，相较于亚投行的初始规模，北京方面更加重视的是这一机制是否能够最终落实。
之所以确定如此高的资本实缴比例，无非是为了保证亚投行能够有充足的资金开展后续业务。
而在另外一方面，尽管外界将“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名冠与亚投行，但中国在建立亚投行问题上的战略目标设定显然没有这么高。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资格申请3月31日落闸前，中国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于3月28日刚刚发布推动“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宣称将以“五通”与“一带一路”上的数十个国家构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一过程当中，中国成立亚投行的最重要目的便是为了构建一个服务于“一带一路”计划的融资平台之意愈加凸显。将自身定位为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投行，此前显然不曾设想能够在区域外激起如此大的波澜。
除此之外，亚投行倡议的提出，北京的出发点以及根本落脚点不仅服务于“一带一路”外交战略部署，更着力于国内问题，尤其集中在处理中国的外汇储备与产能两大“过剩”问题。亚投行虽不拒域外国家加入，但正如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今年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上所表示的那样，到申请成为创始国的截止日期，“最终的亚投行创始人员会超过35个国家”，57国无疑大大超出了中国的预期。
从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网站、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以及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今年4月同时全文刊发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受其总编巴伯（Lionel Barbe）专访。其中，无论是他详细回答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关疑问，进一步阐释亚投行的成立并不是要“另起炉灶”，还是强调“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中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也持开放态度，中国因亚投行广受欢迎而“受宠若惊”，并因此倍加担忧会引发外界误读也愈加明显，这也是北京方面针对亚投行一事对外所做的一次大型公关。
北京新瓶装旧酒？
亚投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防风险无疑是它的第一要务，在这当中如何解决运营风险更是高居首位，且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有赖于建立一个好的运行机制，以从最基础层面对之产生约束力。然而, 诚然伴随亚投行即将落地，有诸多声音均指，其必将对现行金融秩序构成挑战。但从亚投行的规划到具体落实，当前的一切其实都离不开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国际金融体系架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在上世纪70年代瓦解，但它的另外两个“产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仍在正常运转，前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后者则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以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北京方面虽有意在这一基础之上进行修补、去粗取精，试图医治其中的一些弊病，不过是否能够真正摆脱已有机制条框束缚，至少站在当前来看仍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或将成为掣肘亚投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详观亚投行背后的设计师，2014年亚投行聘请到从世行退休的律师利希滕斯坦（Natalie Lichtenstein）协助起草《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另外，还邀请了前世行资深官员林特纳（Stephen Lintner）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标准进行起草。与此同时，亚投行不仅曾向亚行咨询包括基础设施业务的招标规则和物资的采购方法等在内的事项。为达到国际标准以及透明度目标，它还将受到国际评级机构等等一系列因素的掣肘。亚投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由融入现行规则，希望能与其前辈相比，奉行一套更适合当今趋势的理念：走共同制定规则、共同出力、共同协商、同时实现风险分担的多边道路。但会否遭前者裹挟，却仍有待观察。
如果只是用亚投行这个新瓶装了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的旧酒，那么北京不仅无法企及外界的殷切希望，即便是其自身最初设想的微小目标，亦将成为浮云。并且即便亚投行能够做到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针锋相对”，中国业已提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附加体制改革等类似的要求，试图扭转世界银行在此方面“不公”的着法，但这样的做法是否能够收到长期的正面效果，也值得怀疑。
不难发现，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和指导下成功进行的，但中国向许多地区以及国家提供的贷款和投资，却常常血本无归。中国海外投资的效益有目共睹，2014年中国经贸促进会副会长王文利对外公开称，中国有20,000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机制是否健全的问题，正如观察人士指出的那样，对政局不稳定的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具有比在发达国家投资产生更稳定、安全的收益，截至目前也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它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和效率，未见得是一个全无风险的选项。此外，对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回报往往要持续多年才能见效，寄希望于通过投资达到输出过剩产能的目的，尤其是资金与设备同时对外输出，或许很难彻底排除会最终仅能达到赔钱赚吆喝的后果，而一旦如此也将无法为中国的长远经济发展带来正面的效果。诸侯混战 难解利益分歧
在运行机制问题之外, 正如中国古语有云万事都要仰赖“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亚投行的落地以及成功也要遵循同样的规律，在这当中所谓“人和”也就体现在如何解决成员国利益分歧、加强向心力之上。
从某种角度来观，创始阶段的亚投行必须面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成分多样化、复杂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随着亚投行参加国增多，同时也就意味着会存在更多的利益较量。
正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荣誉主席曾言那样，欧洲仍深陷欧债危机，美国复苏亦有限，世界经济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机会在亚洲，而亚投行对亚洲开发将作用巨大。现实使然，各国尤其是西方大国纷纷涌入亚投行，其最终目标仍是从亚太发展当中分羹，绝非帮助中国筑基，而一旦彼此之间分歧难弥甚至进一步激化，或将不能避免分崩离析的风险。
在制定亚投行的形势规则的时候，亚投行必然将面临不小的困难，需要成员国进行艰难的协商和妥协。当英、德、法等发达国家申请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时候，许多人过分乐观地认为这是中国规则的胜利，但现实显然不会如此这般简单。西方之所以能够接受亚投行，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因为能够从中直接获利，其更是寄希望于从内部对其施加影响，从而是亚投行真正倾向于自己的利益诉求。据了解亚投行筹备工作的相关人士指出，出于对一些贷款受益国还款能力的担忧，一些欧洲国家希望在亚投行设立监督席位（supervisory seats），监督贷款情况，目前丹麦已申请出任该职。虽然有知情人士称，中国承诺在过渡阶段（至各国国内审批程序完成前），尽可能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但自古有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想要真正实现仍困难重重。
并且，即便这些国家在创始阶段的加入，不会成为亚投行内部的“特洛伊木马”，或也将不可避免的将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与中国在内部进行较量。
按原定计划，在中国给亚投行设计的15至20个董事会席位中，仅有3席预留给“域外”，即非亚洲成员国，这将导致7个欧洲国家为谁该进入董事会而进行第一轮博弈。另一场被预估的重大争夺将是哪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欧洲分部所在地。欧洲可能只设一个分部，单单是在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英国以及欧洲领头羊德国之间抉择，便足以让各方着实耗费一番心力。
此外，北京亦难轻易摆脱所谓“否决权”问题。目前亚投行总部已确定在北京金融街，中国更是已经斩获亚投行中26%的表决权。按照多边机构的一般原则，亚投行的决策需要三分之二成员国同意和75%的投票支持，26%的股权使得中国目前实际具有了一票否决权。尽管这并非中方有意谋求的结果。未来如果还有新的成员国如美国、日本加入后，中方的股份就会降低到25%以下，但这毕竟仍有待时日去实现。尽管否决权将成为中国的“负资产”, 这样一种说法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否命题。中国所追求的是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方案，并非否决权，且更倾向于在这当中发挥自身的杠杆作用，以小搏大。而亚投行“强大的董事会机制”以及决策方面相关规定则是对中国相对较大表决权的一种平衡，亚投行内其他国家有权向董事会派出代表。但这却无法杜绝相互之间就所谓投票权扯皮的现象。欧盟作为国际普遍认同的一体化、机制化最高的组织，尚难解决有关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亚开行也经常面临相似的窘境，这将成为掣肘亚投行的一大问题不仅在所难免，更是亟待求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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