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在北京举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系列活动。备受关注的亚投行的治理结构、股本及投票权等核心要素已公布，预计年底将正式投入运营。
中国坐拥亚投行的头把交椅
最初，中国原本只打算吸纳2、30个国家，如今已经高达57个创始成员国的亚投行，且多了数个西方“刺头”，标准超出了预期范围，逼得中国必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这也成了悬于亚投行之上的“达摩利斯之剑”。如果早前围绕亚投行的争议是探讨这个机构是否该存在，那么当亚投行以压倒性优势突出重围后，该命题随即失效，是否能延续下去才是应该被讨论的。
亚投行属于国家级战略“一带一路”的保障，设计初想绝非是“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而是要形成“百年老店”的规模效应。
作为一个大多以国家政府行为参与，投资项目又多为基础建设的多边金融机构，本身就不是一个私营部门的问题，不能以纯经济效益去衡量。且基础建设投资量大，回报周期长，对经济有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因此，经济利益同政治回报必须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如何在“西学东用”上取舍，将最终决定亚投行究竟会成为百年老店，还是沦为昙花一现。
看好“钱袋子”
由于对外投资具有一定风险，有可能面临投资国家的政权更替和社会动荡，更何况经济恶化和汇率风险都可能导致项目失败。但既有的多边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和IMF都有严格的评估体系来保障资金“有去有回”。但对中国而言，对外投资往往更像是“拍脑袋”决策，缺乏对风险的评估和事后应对。一直以来, 中国对外投资一直被诟病为“政治投资”。由于之前长期被国际主流社会所孤立，用金钱和援助收买“国心”实乃不得已为之。一定程度上，多年来的累积，这种模式早已形成惯性和恶性循环，中国企业和资金想要实现正常的走出去，却往往要被“政治投资”所绑架，将经济利益放置次要位置。使得中国对外投资看似豪爽大气，实则粗放低效，形象工程遍地开花。
当年中国援建非洲的坦赞铁路移交当地政府之后，由于铁路内外偷窃严重、贪污腐败成风、滥用公司便利情况严重，一度面临倒闭。最后，中方“基于目前坦赞铁路在经营中存在很多困难”以及“中非间的传统友谊”免除援建坦赞铁路50%的债务。类似这种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的并非特例，恐怕除了中国其他国家不会有这么大方，也不会让一个没有能力承担运营和管理的国家有“空手套白狼”的机会。
来自投资对象的不确定因素只是中国管控对外投资“钱袋子”的一个方面。大多数时候，影响中国资本“走出去”却“收不回”往往不是客观的外在风险，而是中国决策部门和国有企业的主观因素。
中国国企热衷海外收购、并购的同时，腐败、缺少当地居民利益的考量、对当地环境保护不力、缺乏与当地“利益相关方”沟通等原因，往往使得投资回报比率令人失望。并且到了追究责任原因是，往往被一句“海外投资风险不明”而不了了之。这也使得在有些地区和国家中国的国家和企业形象蒙上了阴影，长此以往将扼杀长期盈利的潜能，破坏国际市场秩序和全球范围的公平竞争环境。
当然，这些问题并非死结，关键就在于要有正确心态和有效监管。如果中国拉上了多国一同均摊外部风险，但“里子”仍旧不变，多少有些食言而肥的意味。最可怕的敌人不在系统之外，而在于自身的腐朽后的内部瓦解。如果一旦没看紧“钱袋子”，导致重大失败出现，各国的矛头只会第一时间对准中国，顷刻之间便会上演“树倒猢狲散”的悲剧。
认清亚投行的辅助性质
“要想富，先修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公认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被认为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腾飞的“造血干细胞”，带有浓厚的“中国模式”色彩。多年的国际贸易顺差也让中国手中积攒了大量外汇储备，这比资金只能对外消化，类似于购买外国国债和对外投资。其中，向境外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收益率低、回本时间漫长、且具有很大的国际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相比于发展中国家热衷于赚“快钱”, 将资本流向虚拟领域，以钱生钱。中国坚持了见效慢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提速地区经济增长和拉动地区需求是要长期观望的。可从另一角度看，这却是一种“中国共识”的输出，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之后，可以将沿线国家更容易地纳入中国经济圈。毕竟周边经济体的繁荣，也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风险抵抗力。
因此，必须认清的是，亚投行的“钱袋子”固然重要，是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但亚投行本质是为服务“一带一路”所设计，属于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共识”的输出，是在为更为长远的经济利益做铺垫。维持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间平衡看似困难，实际上，也正是亚投行维持中国共识和特色的最大挑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维护政治利益和以往的“政治投资”模式不是一个概念，以往的“政治投资”是收买，而现在谈的政治利益，关键在于要形成一套具有吸引力的体系，让他国自愿融入。
在这个方面，西方似乎走向了瓶颈，一方面过分注重资金安全，贷款程序和条件极为严苛。另一方面，政治渗透“伸手过长”，易让他国产生抵触。例如，IMF的投资往往会有很多附加条件，例如涉及结构、财政、税收、货币等方面的经济内政改革。这些强制性的改革对保障投资安全的确有一定的作用，但大多数都显得格外苛刻。2013年，IMF对巴67亿美元贷款项目附加的改革细节除去修改经济法案，还包括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作为“一带一路”的辐射区，亚投行的服务对象多为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多数是可期的。但是缺乏资金，短期内无法强制改变某些社会结构和国家运营模式。在这方面，中国应该考虑不能因涉及多边决策而被西方裹挟，避免过度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政治利益，同时也要尽可能的考虑合理要求，毕竟通过短时间迅速让一国的人权、结构和国家意识形态发生改变本就不切实际。
当然，有种观点认为，亚投行其实就是一个小工具，核心就是中国要人民币成为国际流通储存货币，或者在“一带一路”差不多完成之后退场便是。不可否认，亚投行毕竟只是一个机构和外壳，这是这层外壳附加了一层特殊意义，即中国改变全球领导力的里程碑。不过，即使亚投行的外壳会如同“昙花一现”，但只要中国能延续其精神内核，又何尝不可打造一个更为完善和顺应时代的“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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