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蛋, 问题是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
23年前，美国第45任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丈夫克林顿以此口号击败了打赢伊拉克战争之后谋求连任的老布什，问鼎白宫。而如今，正在崛起过程中的中国以其庞大体量和新锐之势发轫亚投行，亦取得相当的声势。亚投行是一个地区金融组织，与“一带一路”一道，都属于经济层面的议题，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争取自身权益地位的切入点。
不论是亚投行的运作模式，还是中共取道经济的外交战略，都带有明显的“中式”印迹，是中国所坚持和熟悉的一套操作手法。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亚投行是一个中国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外放，并且与国际通用规则相互冲撞交融的产物。该组织已是“中国模式”走向世界，乃至成为某种可将借鉴适用的西方之外制度体系的试金石。亚投行在极短时间内的受欢迎和成立，其实是意味着一直被妖魔化、被否定、被列为禁忌的中国道路和制度的被认可、被接受和被尊重。
急立亚投行 “中国效率”初亮相
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东南亚第一人口大国印尼访问时正式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亚投行。之后在短短18个月内，经过五轮次谈判代表会议，在2015年6月29日中共建党节之前，通过了有“基本大法”之称的亚投行协定。根据安排，在2015年年底前，正式成立亚投行。相比于其他区域或国际组织协定漫长的酝酿、商讨、筹划和组织过程，尤其是美国主导的TPP谈判耗时5年之久仍然难见曙光，亚投行的效率堪称罕见。
其实，如果对中国国内经济建设的情况多一些了解，或许就不会感到讶异。中国曾经有过1天搭建一座6层建筑，19天建成一栋57层楼的纪录。这些都是中国进行某项工程建设、组织活动的常规形态的缩影。虽然有时难免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中国速度”“中国效率”确实从中可见一斑。事实上，常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自诩的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有着突出的优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归功于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时甚至是有些“不计后果”般的制度模式。唯一执政和领导地位，决定了中共能够充分调动、统筹国家力量。中国用10年时间把深圳小渔村打造成现代化城市, 未来世界其他地区或有更多“深圳”出现
在亚投行筹立期间，继习近平首先倡议之后和持续关注中，政府机构积极奔走，展开一连串外交攻势，并在18个月后即签署协定。尽管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对投票权、行长和副行长人选、总部地址等方面的低声争执，但总体来看堪称顺利。根据协定，中国居现阶段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和投票权占比最高的国家，基本拥有了“一票否决权”，这决定了作为发起国的中国在亚投行的主导性地位。
由于中国在亚投行的话语权和能量没有被过多地限制和稀释，这也就意味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效率”将会在亚投行今后的运作中延续下去。其实也可以认为，如果能够有效规避一些中国内部常见的腐败等问题，中国在亚投行的权限越大，越有助于提高亚投行效率和效益，为其他股东和投资对象争取实际利益。
“中国模式”试点？ 亚投行非投石问路
当外界舆论都在议论中国崛起之时，大多停留在廉价制造品、西方媒体有偏见的渲染，言行各异外出旅游的中国人等简单片面的拼凑印象，缺乏客观清晰的感知。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而且将更趋主动活跃，这种现象将会逐渐改观。而亚投行的迅速建立则为中国的登台造足了势。在18个月内，还未正式运行的亚投行已经征服了57个国家，包括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四席，G20国家中的14席，西方七国集团中的四席，金砖国家中的全部。
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西方重量级政经大国的参与并成为意向创始会员国，对亚投行而言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意义。亚投行是一个依托于中国政治、经济和制度的金融机构，以中国国家制度、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为担保，也是中国国家运势的一个总体且敏感的外现。作为国际秩序创建者的这些老牌西方大国争向参加中国发起并主导的亚投行，而且当前亚投行的具体形态都还未呈现，此一现象意味着这些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政经制度和国运国势的认可、接受，甚至可能带有一些推崇之意。执政者的选择需要考虑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大体符合世界发展大势。在这些国家以及之后更多国家加入后，媒体和普通舆论对亚投行、对中国、对中国制度形态的看法也都能更趋客观和理性。
中国适时推出亚投行并非投石问路，而是由中国目前的国家形势和执政者习惯的治国理政手法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定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构建起完整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积累了令人瞠目且仍在不断膨胀的物质财富。在经济转型时期，让这些资本走出去实现内外共赢，就是时势所需。中国已有完整工业基础、庞大资本规模、中国集中专注的制度体系，都是能够走出去的有利条件。另外也不排除, 中共高层正是有意以经济为支点，正式撬开进入国际舞台的大门。从二战到如今已经过去70年时间，美国所主导的旧经济秩序已经严重脱离实际形势，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特别是资本量少供不应求，美国私家工具色彩渐显，对发展中国家过于挑剔，拒绝改革并成为新兴力量的阻碍。中国另起炉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新炉灶迅速聚集起一大批伙伴，既反映了旧秩序的弊端，又预示着新事物的良好前景。
如果从国家战略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亚投行同样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妙招。正如邓小平以经济改革打通国家发展的动脉，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困局因之缓慢消释。而面对陌生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世界第一强国及其势力的警惕和遏制，习近平似乎是祭出了邓小平的法宝，以经济为切入点进行破局。中国能够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的成就，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同样有这样的可能。而且得益于中国经验、教训的正反两面参考，也能使其发展道路走得更为顺畅一些。
随着时势的进一步演变，像亚投行之类的中国可以扮演要角的国际或区域性组织会更多地出现，中国会有更重要的地位作用。亚投行其实也是“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试金石。当崇尚民主、透明的西式规则，遭遇中国的集中高效时，双方是否能够磨合出一个兼有双方所长的新鲜事物？这是亚投行能否成功的关键点。
亚投行也可以视为中国与西方的、国际的制度文化进行交流学习的试点。双方可以借此实现良性竞争，从而促进共同进步。当然，亚投行会更多地体现中国的模式特点，待其优势为世人所亲见之后，就会成为中国制度模式的一个名片。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