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社会习惯、教育方法, 无不把作家置于社会问题之外，一直都有批评者认为中国作家关注社会太少，但这样的结果，并非作家的原因，而是有更普遍的传统所致。中国作家需要承担社会责任，针对社会问题发声。
中国作家莫言
作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据《北京晨报》介绍，和英国的作家们呼吁改变教育方法不同，在中国内地，作家们更多时候习惯了沉默，而发出声音的更多是学者。
作家自然也有社会责任，但是作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方法，是否就只有写作一种？中国作家哲夫说“并非如此。作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方法很多，事实上，世界上最著名的大作家、大文豪，很多都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比如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托尔斯泰甚至把自己的庄园捐给穷人，自己去做乞丐，同时，他们也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并且在社会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事实上，作家往往是最容易发现社会问题的人群，哲夫说“作家是最敏感的人群，他们是社会的晴雨表，总能最早发现问题，同时，一个好的作家，也必然是思想家，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那么为什么中国内地的作家，对于社会问题的声音却如此少呢？哲夫说“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我们的许多作家，在今天还认为，作家就应该以作品说话，不应该也不必要对那些公共事务、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就好像莫言，几乎很难看到他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但是如果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其实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但这并非是作家的责任，哲夫说“我们的社会，从传统时代开始，都是不提倡也不鼓励作家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的，作家们写作，用作品说话，而对写作之外的方法全不理睬，也插不上嘴。作家嘛，就应该好好写作，说那么多干吗？这样的观念不仅普通人有，作家也有。我写环保文学，就有朋友曾说，不要写这个，这不是作家关注的领域。这样的文化传统和观念，其实是等于把一批最敏感，而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群误导了，边缘化了，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加以改变”。改变文化传统的暗示
文化传统、社会习惯、教育方法, 无不把作家置于社会问题之外，一直都有批评者认为作家关注社会太少，但这样的结果，并非作家的原因，而是有更普遍的传统所致。
哲夫说“从古至今我们把作家都推到一个闲置的地位，结果之一，是人们不看作品，就不知道作家在想什么；结果之二，是作家们越来越小众，甚至圈子化，只有小众的人、圈子内的人能看懂。这样的状态，人们当然也就更加不会关注作家在想什么”。
而且，这样的传统不仅仅只对写作者有效，哲夫说“许多坏事，起初都是因为没有人说，而变得积弊难返，最终变成社会问题。但我们的文化传统、教育传统、社会习惯却都在鼓励这种不说话的态度，比如说教学生，讲究师道尊严，小孩子不允许反对老师，不允许看见什么就说什么，一旦说了老师就不高兴。社会上，讲究的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因为说真话的代价太大，老师不喜欢，上司不喜欢，甚至朋友亲戚都不喜欢，这样的文化暗示、心里暗示，无不在告诉人们，沉默是金，糊涂是福。”
但这并非是一个现代社会应该有的状态，哲夫说“中国文化应该有一种新的风气，比如扬弃那些不好的传统，让小孩子从小学会说真话，学会说十分话，而不是只说三分，我们应该告别那种谎言中的生活，不从谎言中走出来，我们的社会，就还不算是一个完全良性发展的现代社会”。
诚信、真实、坦诚----这些看似普通的词汇，却总是为难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哲夫说“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分子，只有每一个分子强大，社会才会强大。而要变得强大，就要确立人的尊严，让个性能够自由飞翔，让人的天赋能够充分发挥，让每个人的灵性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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