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了的渎职、职侵
二○○七年五月九日, 最高检察院侦监厅长杨振江、副厅长宋寒松不约而同表示：“不揣腰包的腐败”更堪忧。宋寒松说：“贪污犯罪个案平均十五万元，渎职侵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二百五十八万元。”渎职个案平均损失是贪污的十七倍!统计显示，检察机关二○○三年以来查办的各类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三百五十七点三亿元。四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近三万件。
二○○九年，上海巿检察机关共受理职务侵占案件四百零七起、五百六十七人，移送法院三百五十件、五百零一人。二○一○年，受理四百二十三起、七百二十二人，移诉法院四百零八起、六百六十一人。职务侵占已蔓延至农村，村官犯罪越来越普遍。职务侵占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元。
一些企业的职务犯罪也相当严重。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等九名高管挪用资金七亿四千六百万元、侵占企业资产四千万。健力宝集团董事长张海侵占集团资金一亿二千余万元、挪用八千六百四十四万元。
跳楼现场的道德
上海记者沈戬专跑突发新闻。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第六次采访跳楼现场。每次都有人等得不耐烦，向跳楼者喊：“你爽气点儿，要跳赶快跳!”“跳楼跳楼，我脚都站麻了，再不跳我就走了。”甚至有人在下面就“跳与不跳”打赌：“肯定不会跳，如果跳，晚上我请你!”每当自杀者在犹豫中最后跳了，竟会赢得一片掌声。这种刺耳的起哄声，二○○七年出现海口、成都;二○○九年出现上饶、成都;二○一○年出现鞍山;二○一一年出现上海。清华教授万人俊认为：“很多人认为别人的灾难与己无关，甚至觉得看到他人灾难是自己的幸运。……社会现在非常危险，人们已经没有羞耻感，没有好恶观了。”
上海某社区一名女大学生爬上四楼窗台欲跳，楼下围观群众起哄，或冷言冷语，或讥笑嘲讽，女孩最终纵身跳下，幸好落在铺好的气垫上，仅受轻伤。最令人寒心的是围观者的评论：“这么矮，根本摔不死”。作家梁晓声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文化中缺失人文理念。
法学副教授打教授
二○一二年四月，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少林殴打林莉红教授，因为“没能评上教授”，而林教授则是评审委员。此前，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进文为自家拆迁维权，也是通过发公开信的形式，以引起媒体关注。王进文说他已通过正常管道，穷尽正当途径，万般无奈才诉诸非法律手段。《文摘报》以法学副教授打出了法学悲哀予以报道。连法学界高知都不相信法律，只能遵循“丛林法则”，大陆法律的社会信赖度，一斑可见。
政法书记失信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贵州交通厅负责的六盘水高速公路工地，因拿不到工钱，民工张刚、谭勇分别爬上两座塔吊。僵持七十天后，六盘水政法委副书记承诺：“下来就给钱，不追究责任”。等两人下来后，不仅没给工钱，还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刑拘。两位民工并非愿意爬塔讨薪，他们“能去的部门都去了”，没人管，种种压力之下，他们选择了自虐式途径──爬塔吊，因为“爬上去就有人重视了”。二○一一年初，《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列入犯罪。饶是政府工程，仍会发生欠薪事件。最可怕的是：政法委书记说话都会不算数!
十八年十任市长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至二○一一年三月十九日，河北邯郸巿长十八年间换了十人，每位任期不到两年。邯郸经济发展不仅落后唐山，与沧州都存在差距。市民与基层干部都认为邯郸发展滞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市长换得太勤。频换市长，当然不是全巿九百六十三万人民的意志，而是长官意志。一句组织需要，根本不需要你全巿人民同意，甚至不需要走人代会程序。河南汝州、江苏连云港等地，也频换市长。
新官上任一般得先了解情况，然后确定思路，接着调整干部以贯彻意图。新任市长大致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成这一程序。五年任期是保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下限时间，也是检验政绩的必须时间。频换市长，说明根本不考虑百姓利益，换人如换衣，随便得很，反正没人会追究，怎么做都有一句响当当托辞──“组织决定!”
学术界也俗了
二○○六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室任玉岭向政协委员们公布一项调查结果：一百八十位博士接受调查，百分之六十承认曾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者承认抄袭过他人学术成果。复旦大学图书馆，长年拒绝几百万回扣，经费开支公布于众，属于鹤立鸡群，木秀于林。
二○一一年八月十七日，北大生命科学院长饶毅教授落选中科院士初选，因为他二○一○年九月与清华教授施一公联合撰文《科学》，内有一句：
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研究不如与官员与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评审院士的关键时刻，初选会议前，他又发表《减少中国科学界浮躁的一个必要步骤》。这位“海归”学者遭遇逆淘汰后，科学网上发博客：不再候选中科院士。
医生跑穴
“心脏支架”医生, 每周只有一天半在本院上班，其余时间都跟着“支架经销商”走穴小医院，每跟经销商出去一趟，收入两万以上。保守估计，一年走穴收入五百万以上。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他每月收入可买一辆新款奥迪(六十万)，支架经销商王明理估计这位专家的身价已数千万。这位经销商悄悄捅给记者：病人是否需要安装及安装多少支架，完全取决医生的医德与良心，但在巨大利益面前，医德与良心往往脆弱不堪。根据他的经验，那些可装可不装的病人，专家一般都要求装。一个国产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三千，卖给医院二万七;进口支架出厂价六千，卖给医院三万八。医院进货后再加价百分之十五卖给病人。几乎所有专家后面都跟着几位支架经销商，他们愿意为专家干一切，包括送小孩、买早点、搞装修。一位经销商耗时三年接送某专家孩子，终于依靠专家“发”了。
读书与有钱成反比
二○一一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一方面是需要读书的群体因为贫困而难以读书，另一方面是富裕阶层很少读书。”据中国出版研究所调查：购书最多的群体月收入在三千至五千元之间，高收入群体很少买书。这一现象折射出整个社会价值导向的扭曲。那些不读书的人怎么会成为有钱人?读书人为什么钱不多?这难道不是社会价值明显出了问题?欧美港台的大老粗一般不可能发大财，就算发了财，大老粗也不会因无知而自豪。在一个知识就是力量的社会，无知者怎么可能因无知而自信?而在中国恰恰颠倒过来，读书与有钱一直成反比。
最小愿望都没实现
大陆人民最匮乏的还是实现愿望的可能。二○一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大会堂，沪视第二届“中国达人秀”现场，亚军菜花甜妈──五十五岁皖妇蔡洪平被主持人问到“最大的人生目的”，她回答：“能够来到人民大会堂，我已经很满足了。这次来，我没告诉我女儿。因为我这辈子连一个最小的愿望都没实现过，我怕这次也实现不了。”编导缺乏政治修养，未加删削就播出了。“这辈子连一个最小的愿望都没实现”，一句简约的人生感言，内含多少辛酸!至少有二三亿这样的“国家主人”，卑微一生，“连一个最小的愿望都没实现”。这样的社会环境，垫撑得起您的“伟光正”么?
一则美国细节
芝加哥一影院, 银幕出现临时添加的字幕，挡了一部分画面。散场时，工作人员在门口发放同片免费票，抱歉地说：“今天有两位聋哑观众，所以要打上字幕，影响了大家，欢迎再来。”虽然一粒水珠，但这是一粒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出现的水珠。任何一家大陆影院都不可能为两位聋哑观众临时制作字幕，更不能贴本发放“欢迎再来”的道歉影票。人文差距总是体现在细节上。大陆“革命人民”一生只听吆喝不被尊重，毫无权益感，“主人翁的自豪”只在报纸上，不在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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