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喜好下围棋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他在此之前会见台湾政坛要人萧万长时曾表示，“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有所成。”作为历经中国“文革”之后改革开放30余年时代变迁的现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显然对“势”有着特别的注意和把握。
结合近一段时间的诸多迹象，尤其是习近平半年内两次接见中国基层官场优秀县委书记群体的“异常”动作，正显示出习近平“取势”“谋势”的战略考量。过去数十年间的片面发展，已经积聚了深重复杂的问题。而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党政军、经济、社会等各界全面整顿，提前进入历史性的转折期，不时传出激烈碰撞、阻滞、磨合的信号和“痛楚感”，主政者更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阻力和压力。
执政党中共是中国的主导者，但在这种时势转换的空窗期，似乎是集体性地进入了一种迷失状态，尤其是“为官不为”问题。不能排除，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反腐的影响。习近平已经“打断”了原先的官员发展路径，而他的当下重任，就是在坚持改革转型的既定规划下，扭转改变这种消极有害的形势，把中共打造成一个全新高效纯洁的战斗集体，并使国家发展形成新的高速高效发展惯性。这是一种“势”的变化，且看习近平能否“谋势”有成。
在国家高效发展的背景下，习近平如何谋势有成？
习李的忧虑：“为官不为”
在2014年10月8日的“整风运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就曾批评过“为官不为”的现象。习近平表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如果失职渎职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的，必须严肃处理。除习近平外，具体负责经济发展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更是已经不止一次批评过为官不为。比如在2014年6月，李克强招黑龙江、山西、河北等8省省长进京述职，督促其落实决策发展经济。当然并不是一定说中央在问责这些省长“为官不为”，但至少是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普遍的警醒鞭策作用。总体来看, “为官不为”现象更普遍地发生于地方基层官场，中央和地方大员相对较少。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自上而下的组织运作体制，距离中央越远、层级越低则管理监督越弱。对占绝对比例的地方官员而言，进入中央堪称奢望，能够对他们起到制约提拔的一般就只有自己的直接上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使地方官员保持高昂工作热情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可见的GDP数字，另一个就是起到“催化剂”效果的腐败。前者很容易理解，后者的机理在于，官员越多地涉入经济建设，就越有“权力寻租”的空间，从而得到呈正相关的直接利益回报。李春城、季建业、万庆良者莫不如此。
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成长方式，不仅会造成经济危机隐患，还对中共自身造成伤害。着眼于大局危势，中共高层决意反腐整党，这导致维持以往地方官员工作热情的两大动机几乎同时被取缔。虽然GDP增长仍然是官员政绩的重要考量因素，但是由于中国整体经济走向下行，且中央提出新一套政绩观，使得中共基层官员逐渐无所是从，似乎是进入一种集体迷失状态。
另外可能存在的一个因素，或许是中共长期以来所存在的领导人“举贤不避亲”的用人思路。这对当下突破改革有突出作用，但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其他官员工作积极性下降。四川媒体曾提出部分干部精神不振、担当不力、为官不为、缺乏改革意愿和工作热情、庸懒散浮拖现象，确实切中时弊。
中国经济迟迟难有起色，中央亦不得不屡屡下调增长预期，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特殊时期，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就是地方官员的“为官不为”。可以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制度体系中，“为官不为”伤害最大最直接的就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又是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所以，能否扭转执政团队整体“为官不为”的形势，关乎中国国运。这是一种“势”的阻碍。
习近平“急刹车”
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生与死的考验中，中共被锤炼为一个凝聚力战斗力异常强大的集体，甚至能够与当时综合实力最强大的美国交手并不落下风。这离不开每个个体的能量集中与奉献。这一群体特征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随着邓小平等一代领导人的相继去世而消散。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些老人积聚了数十年的建设热情终得释放，而且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中共整体亦充满活力和探索精神，这时也基本谈不上“为官不为”现象。
在上世纪90年代，其实也没有“为官不为”，反而有乱为妄为之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由于腐败所起到的某种“催化剂”甚至是“引擎”的作用，对地方官员构成了直接的物质刺激，从而调动起高涨的工作热情。其原理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包干”有相通之处，都在于通过物质利益激发个体的本能欲望。“积极努力”与“丰厚回报”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对于执政团队里面的个人而言，这是一种很自然很理想的生存发展模式，因而渐成一种被默认的整体机制，并形成强大的体制惯性。但是，这种方式毕竟是不公正不健康的，会对体制之外的群体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从国家和集体的层面来看，其弊端就更加明显。久而久之，执政团队内部物欲横流、中央乏力、组织紊乱等等乱象就会难以收拾，并遭到外部发难。因此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共决策层做出重要的政策、路线及人事方面的战略调整，以习近平等新执政者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方式呈现。
以目前的形势看，中共高层阻滞和打断了旧的发展惯性，但还没有形成一种良性高效的发展惯性。就好比是，一个司机驾驶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决定从一条日益狭窄颠簸的道路转入一条康庄大道。高速转弯的可能性太小，且风险较大，因此需要有一个刹车、转向、加速，其间甚或还有倒行的过程，然后才能再次形成高速前进惯性。从一个惯性到另一个惯性之间，便是“势”的转换。在问题繁重复杂的中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而且耗时甚久。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之道，就在于作为唯一领导者的执政党中共。也就是说，习近平需要在保持既有方向和规划的前提下，充分调动中共整体的积极性，实现一种“势”的转换。相对而言，“调动”、“加速”比“刹车”、“阻断”更为艰难。
再造新“势”
毛邓时代均已远去，如今的规模达八千余万的中共理想缺失，组织涣散，基本已经消融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在现实层面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独立而特殊的集体。即使缩小其边幅，在执政团队内部，亦存在“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制度性问题，基层的消极应对确非中央能够轻易改变。中央有很多招术不让他们做某件事，却很难强迫他们做，并且做好某件事。当然，中央也并非全无对策，但这是一个缓慢和低效的过程。
观察习近平的做法，其着眼点首先在于重塑中共精神信仰，重拾自信心，加强其内部凝聚力，以及通过执纪立规，加强整体管控。不过，这两种手法在“调动”势能层面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而近期新的动向则是，习近平在打造一种新的内部竞争和激励机制。邓小平在1992年邓南巡时，提点了一众具有强烈改革意愿的人物，比如当时担任上海市“一把手”，后来成为国家总理的朱镕基；当时担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后来的将进政治局常委会的汪洋。
此次习近平在近半年内两次提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应当也有同样考虑。正如习近平当场所说，“这次表彰，既是对大家工作成绩的肯定，也是为了形成学赶先进、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这种直透数级奖赏全国各地优秀基层官员的做法，意味着中央对基层的重视，对优秀官员的重点关照，也意味着这些人今后的良好前景。可以想象，这种做法对他们所在区域会起到怎样的刺激作用。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的主要议题, 就是释放出重用“改革促进派”的信号。习近平表示，“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此后不久，坊间传来“汪洋入常”的消息。虽然真伪难辨，但比较可信的一点是，汪洋正是一位“改革促进派”，未来“入常”以发挥更大作用几成必然。再加上“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新规的推出，即将到来的北戴河会议，以及之后的五中全会，或将见证一大批“改革促进派”的上位。
当下中共执政团队，大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政坛，特别是经历过20余年物欲膨胀、缺乏管束、任性横行的时代，性格做派已经成型，很难更改。要让所有不纯洁、不合格、不理想的官员都来一次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精神升华，并投身献身于国家建设，该是一项浩大漫长的工程。“不信邪”的中共自信能够做到，但如何才能做到，何时才能做到？目前还未出现明显的迹象。又或许，当下正在向着正确方向的发展趋势，已经值得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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