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九月五日, 湖南《大公报》推出定期专栏“湖南建设问题”，以宣扬关于湖南未来应走之政治路线的观点。毛泽东和彭璜为此专栏的主笔，但也偶尔执笔该报社论。此时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没有人再提负面的“部落主义”或“割据主义”。《大公报》那年九月所刊文章的主题，乃是湖南是否该成为独立国，以及如果该往这条路走，该怎么做。
1920年的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为此专栏打头阵，九月三日发表《湖南共和国》一文，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两天后，他写了《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文中宣告：“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国来！”
隔天，他开始发表分两天刊载的文章《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文中冷冷评估了湖南在中华帝国里的地位，说“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
同一天，彭璜开始发表一篇分三天刊载的文章，全文谈湖南需要自行建立一新式共和国，既非中国式也非美国式的共和国，而是独一无二的湖南式共和国。接下来几星期，他们的文章构成此报探索自治问题的核心文章。
在《对于湖南建“国”的解释》一文中，彭璜说明了湖南与中国的关系，文中他批评中文“国”一词既可以指帝国，也可以指自决国。他解释道，中华“国”是第一种，但湖南“国”会是第二种。他写道，“人太专注于这个‘国’字。所以一说到建‘国’，就发生破坏‘大国’的恐惧。却不知民族自决的建国，根本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建构，却不知‘怕建小国破坏大国’的思想，就纯粹是偶像的国家思想。”至于那些反对建立独立湖南国者, 新民学会会员张文亮，在九月二十七日《天经地义的“湖南国”》一文中，把他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反对者包含新文化运动里较希望废除所有国家以造全球“大同”之局的一群人，而来自今文经学的“大同”一词，正好切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第二类反对者包含仍坚信中国应为一国之过时观念的“抱狭义的爱国主义者”。
张文亮初步支持废除所有国家，但对中国民族主义者则十足不屑。他写道，“对于第二派的爱国志士（爱中国的）可以视同狗屁。严格点说来，简直可以不齿他。”并说，“我更希望把‘中国’二字远抛东海……欲谈湖南国，绝不容再所谓‘中国’存在！”张文亮觉得，如果民族主义的现象必须继续下去，它的对象应是湖南。
靠着在《大公报》上撰文成为众所公认最激昂、最坚定的湖南民族主义提倡者，并与中国民族主义抗衡的，乃是彭璜，他的坦白无隐，使毛泽东的文章相较之下都显得含糊暧昧。彭璜《怎么要立湖南“国”》一文，从九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分四期刊载。
文章一开头，他清楚区分建国与建省的不同：“一个是附属的，一个是独立的。一个是因袭改良的，一个是根本改造的。一个是没有独立宪法的，一个是有独立宪法的。一个是‘半’自治的，一个是‘全’自治的。所以要立‘国’，就是要独立，要根本改造，要有独立宪法，要完全自治。”
他所谓的“半”自治，指的是晚清和民国时期以国家为导向的自治制度。这一制度袭取自日、德，把中央政府视为其起点。相对的，“全”自治是利伯的美式自治，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之上，并被视为固有政治权利的地区自治，这一政治权利为省加入联邦留有余地，但不容联邦的中央政府侵犯省之自治。彭璜在此文中解释道，监于中国中央政府管辖湖南多年，推动湖南自治运动其实就像是将一个国家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以“铲除专制主义”。
更令人震惊的，乃是彭璜关于民族的论点。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湖南行动主义者一直以“民族”之类词语来描述湖南人，以“民族主义”一词来描述他们对省的忠诚。但彭璜在《怎么要立湖南“国”》一文中更进一步声称，汉民族的定义只是逼湖南人顺服中国的假统一，藉以压迫湖南人的工具。针对这一主题，彭璜做出历来最明确之一的描述：深觉得这个笼统混杂的汉族名目, 压住了我们湖南人的向上，阻止了我们湖南人的进化，牵制了我们湖南人的发展本能！现在硬觉得我们湖南人不叫是汉族了！要不然，就是“非湖南人”不叫是汉族？湖南有湖南人的特性，湖南有湖南人的风俗，湖南有湖南人的感情与本能。移言之，湖南地方的人民，是有一种独立的“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很不与各省同胞相类，所以认定湖南人与各省同胞是同一民族，原来是个解释民族的莫大错误！
最后，彭璜不只宣称湖南人为不同于其他中国人的一个民族，还预示了将在日后出现以农民为基础的权力中心，他宣称乡下湖南人既不关心“中国”，也不认为中国是他们应效忠的实体。
他写道，“一地方人的要求独立愈必要，我们湖南人对于湖南人的感情怎样？我们湖南人对‘非湖南人’的感情又怎样？要是我们随在留意，时很容易证明的。我是一个乡下人，我从我的乡村生活中间，看出了湖南人心中只有一个湖南，不有一个中国。我平日从省城回家去，乡下人所与我交谈的总是：‘湖南的大局如何？不是袁世凯要血洗湖南？听说北方要放个什么汤芗铭作湖南都督？听说陈复初有奸党降了北方？这个畜生……湖南倒霉了，曾官保一辈的人都死完了。再也没有这等人了。’”
彭璜以前人所未发的最强烈湖南民族主义宣告，为此一连载文章的最后一期作结。他写道，简单地说，“中国的湖南，简直是英国的爱尔兰了？凡是主张正义人道的人，哪个不赞成爱尔兰独立……湖南人的精神果犹未灭绝！就应当趁此晨光万丈的时代……大呼精神独立！民族独立！湖南独立！”
一九二○年九月和十月上旬的湖南《大公报》，充斥着湖南省人对中华民国反感的心态，而此心态在十月十日，中华民国第九个国庆日那天达到最高点。那一天，湖南《大公报》副主笔李景侨暂代龙兼公主笔之职。他以挖苦口吻写道，龙兼公忙于自治运动，抽不出时间写“国庆日”社论。于是李景侨发表他的辛辣观点写道，“我们不庆祝过去的中华民国，应庆祝将来的湖南‘国’，不可吗？”最后写道，“中华民国骗了我九年的‘庆祝’，不又被湖南‘国’连本带利都骗去了。那么国庆日的时评我还是不作！”
在同一期，张文亮以嘲笑口吻写道：“又是照例的九年国庆到了！哈哈！同胞！‘国庆’！怎么叫做国庆？国中一年来有何可庆？说来你们不要痛心吗……那么，今日的国庆岂不成了国丧吗？”毛泽东则向上海《时事新报》投了《反对统一》一文，文中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写道，“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他主张中国所有问题都源于过时的“中国”观念，然后断言中国该根据既有的省区分为诸多小国。最后他写道, “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
同样在一九二○年十月十日那天，二万多名湖南人走上窄小的长沙街头，其中包括二千名士兵和军官、三千名工人、八千名学生、数千名农民和商人。他们在音乐与鼓声伴随下游行，要求召开人民宪法会议。他们所携带的请愿书是由毛泽东、彭璜、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联合起草。请愿书里有这么一段：
吾湘现处特别地位，应采革命精神，趄断从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决自主，不仰赖中央，不依傍各省，铲除旧习，创建新邦。至此后制治精神，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又依湖南现在情形，宜采取湖南门罗主义，湘人完全自治，不干涉外省，亦不受外省干涉。
而就在湖南《大公报》头版回荡着要求独立的呼声之时，就在新闻从业人员宣告中华民国已死、湖南国复兴之时，就在上万民众游行街头要求为独立的湖南国建立社会主义人民政府之时，刊在湖南《大公报》国庆日特刊底部，在一运货代理商的广告和美国补血药广告之间，有则不起眼的小告示，说二天后船山学社要举行一年一度的王船山纪念仪式。
那一天，一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农历的九月一日，是王夫之三百零一岁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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