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普遍分析认为, 2015年北戴河会议以及之后中共五中全会，将会是中共高层大洗牌的重要时间节点，而在这两大会议召开前夕，中共政治局通过官员“能上能下”新规或有深层政治含义。有看法认为，这是中共第一部专门规范干部“能上能下”的党内法规，而用如此口语化的表述来定名党内法规，实属罕见。但作为中共人事调动的一项新规定，再从“北戴河”和“五中”两大会议不久将召开的时间点以及十八届政治局任期过半并逐渐向十九大布局工作的背景来分析，“能上能下”新规或成为中共新一轮人事洗牌的助推剂，意义不容小觑。
本来，中共有着“党管干部”的严格规定，对于人事的任免往往由党组织做出决定即可，而组织决定一般是由领导层集体协商表决。因此，对于干部的任免调动往往是根据实际岗位需要和领导层谋划布局决定，这一般是不需要某种深刻理论和党纪法规参与即可完成的活动，相对于某种客观性的作用机制来说，干部任免中人的因素往往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此番出台称之为“能上能下”人事调动规定就颇值得玩味。在外界揣测“能上能下”究竟是何种是以何种机制发挥作用的时候，7月1日，第一波“能上能下”的“产品”正式出炉，从其中或可得出一二管窥。
7月1日，全国人大若干专门委员会新上任了几位副主委，其中中共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原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分别出任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和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副主任。这是当局确定中共官员“能上能下”新规定后，在北戴河会议前夕，新一轮的高层人事变动。有分析称，虽然官方称是因为年龄原因作出该项人事调配，但在人事调动新规刚刚出台的背景下，两位地方大员调任人大“闲职”，和新规发生作用不无关系，而且，随后更频繁的人事布局和洗牌或将接踵而至。
毫无疑问，持续两年有余的反腐风暴，除其本身意义之外，对人事布局从客观现实上也构成了广泛的重新洗牌。两年多来落马的大小官员，其腐败程度往往令人咋舌，将他们清除出执政、行政队伍，是对中国官场生态的净化。而相对于对腐败分子采取严厉的清除方式而言，对于执政党队伍中“健康”干部的调配或因“能上能下”的出台更显多元。“能上”的意思自然不必多说，此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号召干部要争当“改革促进派”，无疑，这类官员将是“能上”的主体。至于“能下”，正如官媒称，这才是此番出台的干部调动新规要重点解决的议题。而如果仔细分析梳理会发现，“能下”也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 “下”并不一定是单纯的“降职”的概念，将官员从某些“重要”岗位调至“非重要”岗位，看似职权“下降”，其实可能是要更有利于干部发挥“更重要”功能，以符合高层总体布局。如张宝顺调至人大环资委，看似调至“闲职” ，但在七一当天，中央深改组会议以“生态环境”为主题并提出环保要“党政问责”来看，作为具有监督职能的最高权力机关中的人大环资委或将发挥更大作用，对于要创新“现代化治理”的执政党来说，这确是不能以常规思维来认知的。另一方面，在执政党队伍中还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干部群体，即那种既没有出现腐败行为，但却缺少工作能力、不作为少作为的官员群体，执政党对他们尚没有明确处理之道。因此，此番新规就要通过“下”拿下那些已经上位、无才无能无大错，但却碍手碍脚者，特别是身居高位的“庸官”。
显然，腐败官员固然可恨可气需要被清理，而在执政党提出国家现代化治理、日益要求提高干部工作能力和水平的情况下，对庸官同样不容客气。在有清醒头脑的政治观察者看来，虽然两年多来的反腐运动让人看的酣畅淋漓，但纯粹的反腐根本不是目的，从中共十八届领导层的定位来看，还有比反腐更重要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即全面深化改革的议题。而无疑，相较于打掉腐败的老虎苍蝇，选择能够符合改革政治环境要求，具有改革勇气、魄力和能力的干部官员任职上位，实则更不易。因此，在铲除腐败官员之时，必定还要动一动那些“庸官”，且要“促进”一下那些响应号召争当“改革促进派”的官员。如今，在执政党反腐和改革两大议题进展进入中期休整的关键阶段，贪官、庸官、改革促进派或都将浮出水面，因此，有必要在此时期展开新一轮人事布局。所以，在以严明党纪国法的方式解决腐败官员的同时，“能下”或将是处理“庸官”的重要方式，而两者也都是为“改革促进派”“能上”铺路，十九大前这或将成为中共调配干部的“新常态”。
普遍认为，2012年底上任的十八届中共领导层将“反腐”和“改革”作为两大执政任务主题以后，五年的“任期”转眼过半，在这个时间中点上，两大执政主题工作已进入攻坚期，一方面执政党要对过去的两年改革成败经验教训进行梳理，另一方面，也要进行中期休整尤其要进行新一轮的干部调配，为两年后中共十九大掀开政治新篇章做出更多的成绩和积累，那么无疑此番要求干部“能上能下”以及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之后的五中全会正是为此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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